第822章:半宿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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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街女半信半疑,但毕竟不是专业人士,怀疑也没办法,而且阿赞南雅说的也很有道理,让她挑不出什么毛病来。施法过程很顺利,我因为没有在场,所以无法描述,事后也没细打听冼老板和徐先生。当牌商三年多,这种施法的场面见得太多了,没有百次也有七八十,没什么可问的,只需知道成功与否就行。
徐先生对我说,施法的时候站街女显得非常痛苦,几乎是惨叫了半宿,按她的描述,就像被一个强壮的黑人男士侵犯了数次,最后那年轻的男鬼才算满意,对她说可以放心了,施法完毕。站街女疼得大哭,说阿赞南雅是在骗她,怎么会这么疼,以前接客也没这样严重。冼老板告诉她长痛不如短痛,你如果不让这个色鬼心满意足,它怎么可能愿意离开你呢,这是好事,你要谢谢南雅师傅才行。
站街女提出,效果现在也看不出来,只知道遭了非人的罪,要半个月后再付钱。冼老板想反对,被阿赞南雅阻拦,称没问题,但不要不讲信用,否则欺骗阿赞师傅没有好处。站街女连连点头说肯定不会。最后,冼老板提出要将站街女的身份证件拍照存留,才放她离去。
次日,我从民宿来到围屋,担心地问那个站街女最后会不会赖账。冼老板哼了声说:“她哪里敢!我有她的身份证件照片,她是香港本地人,为了一万多港币还能逃到国外去吗?我怎么也能找到!”徐先生笑着说老板你运气真好,半毛钱没出,就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可喜可贺。
冼老板又要骂他,我连忙岔开话题,说解决了就好,让冼老板今晚请客,冼老板满口答应。
过了几天,我因为家里有事情要处理,就从香港回到沈阳。照例带了不少礼物,分给家人亲戚和朋友。罗丽仍然在中街的商场当营业员,我去看她的时候,周围两名营业员目光有些不对劲,我能听到她们低声问罗丽什么时候换的男朋友。看来,罗丽已经有了固定男友。
我又想起了马壮,这小子虽然办事不牢,但还是给我提供了很多业务,上次无锡职业学校李老师的事,也是从马壮那个神奇的大厚册子里翻出来的商机。给他打电话约出来吃个饭,讲了李老师在学校教工宿舍撞邪最后跳楼的事。马壮十分惊讶:“田哥,你什么时候接的那桩生意?为什么没告诉我啊,唉!”
“这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就知道他惊讶的不是李老师自杀,而是生意的提成,“你放心,阎王爷不会欠小鬼的账,这笔好处费肯定给你,账号没变吧?”马壮连忙笑着说没变没变,我说回家后就用手机给你转。
边吃边聊,马壮说他在沈阳仍然做保险业务,中国人目前的整体保险意识还不高,也没什么效益。他拿出那个大厚册,告诉我最近也没闲着,一直在帮我联系业务,并指给我看。
大厚册里记着二三十条信息,我粗略地逐条看了看,没什么兴趣。只有两条还可以,一个是在北京的夫妻不和睦,妻子得了怪病治不好,怀疑是丈夫下的降头;另一个是广东潮州某人要生男孩,想请法师帮忙。马壮是个仔细人,还在每条信息的后面括号里标注几月几号联系的,从日期能看出,都是最近半个月内。
看到后面这条,我没忍住笑了起来,心想这话真别扭,想生孩子就找法师帮忙,会引起歧义。我把这两条的号码都记下,看到潮州,我就想起那可是高雄高老板的家乡,就莫名有种亲切感。重男轻女嘛,全中国哪里没有?
马壮说:“田哥,再做成生意别忘了我!”我连连点头,说上次那也不算忘,早晚会给你的。他让我在饭桌上就打电话,说可不是每个客户都像无锡职业学校李老师那样,几年不换电话号码不说,事还没解决,专门等着我去找他。我只好掏出手机当场联系,没想到头一个那位女士称人在上海,已经确诊是重症肌无力,不用法师了。再打第二条,对方是男性,操着听不懂的某种语言,而且还不怎么像粤语,似乎介于广东话和福建话之间,音调很奇怪。我只好说不懂,问对方能不能讲普通话。
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方言最多、最乱的国家,互相听不懂的方言发音没上千种也差不多,尤其南方,因为地形复杂又多山,很多南方的乡村隔座山互相都不能顺畅地交流,正所谓“十里不同音,翻山听不懂”。但现在中国已经没那么穷,基本家家都有电视机,所有的节目都得是普通话,而且已经进入网络时代。通常情况下,天南地北的中国人基本都会普通话,就算再生硬的省普也能讲几句,除非很偏僻的乡村,还得是那种中老年人,因为年轻人要出去做生意或者打工,不会普通话无法交流。
没想到,今天终于有了例外,这位男士完全不会讲普通话,仍然用那种语言,交流起来很费劲。马壮听我交流这么不畅,急得要拿手机。我忽然想起这些信息都是马壮联系的,他既然能记录下来,肯定就是可以顺利沟通,难道这小子会广东话?我没时间多想,就把手机交给他。
马壮立刻把手机拿过,用普通话问:“喂,是黄姐吗?”我心想说普通话还用得着找你?我又不是没舌头。果然,他说了半天,也是越说越糊涂,最后沮丧地把电话挂断。我笑着说你当初是不是找了个懂潮州话的翻译,不然这生意你是怎么记录下来的。
“当初不是他,”马壮说道,“是个年轻女人,说是湖南人嫁到广东,她会说普通话。”他又劝我不要着急,说不定一会儿就能回过来。我说我不急,急的是你,马壮嘿嘿笑起来。吃完饭我回到家,又睡了半小时,也没接到回电。直到晚上天黑之后,那个号码给我打了过来,这回真是年轻女人的声音,用的是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但已经好很多。经介绍,她自称姓黄,家在湖南,嫁到广东潮州已有近五年。
站街女半信半疑,但毕竟不是专业人士,怀疑也没办法,而且阿赞南雅说的也很有道理,让她挑不出什么毛病来。施法过程很顺利,我因为没有在场,所以无法描述,事后也没细打听冼老板和徐先生。当牌商三年多,这种施法的场面见得太多了,没有百次也有七八十,没什么可问的,只需知道成功与否就行。
徐先生对我说,施法的时候站街女显得非常痛苦,几乎是惨叫了半宿,按她的描述,就像被一个强壮的黑人男士侵犯了数次,最后那年轻的男鬼才算满意,对她说可以放心了,施法完毕。站街女疼得大哭,说阿赞南雅是在骗她,怎么会这么疼,以前接客也没这样严重。冼老板告诉她长痛不如短痛,你如果不让这个色鬼心满意足,它怎么可能愿意离开你呢,这是好事,你要谢谢南雅师傅才行。
站街女提出,效果现在也看不出来,只知道遭了非人的罪,要半个月后再付钱。冼老板想反对,被阿赞南雅阻拦,称没问题,但不要不讲信用,否则欺骗阿赞师傅没有好处。站街女连连点头说肯定不会。最后,冼老板提出要将站街女的身份证件拍照存留,才放她离去。
次日,我从民宿来到围屋,担心地问那个站街女最后会不会赖账。冼老板哼了声说:“她哪里敢!我有她的身份证件照片,她是香港本地人,为了一万多港币还能逃到国外去吗?我怎么也能找到!”徐先生笑着说老板你运气真好,半毛钱没出,就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可喜可贺。
冼老板又要骂他,我连忙岔开话题,说解决了就好,让冼老板今晚请客,冼老板满口答应。
过了几天,我因为家里有事情要处理,就从香港回到沈阳。照例带了不少礼物,分给家人亲戚和朋友。罗丽仍然在中街的商场当营业员,我去看她的时候,周围两名营业员目光有些不对劲,我能听到她们低声问罗丽什么时候换的男朋友。看来,罗丽已经有了固定男友。
我又想起了马壮,这小子虽然办事不牢,但还是给我提供了很多业务,上次无锡职业学校李老师的事,也是从马壮那个神奇的大厚册子里翻出来的商机。给他打电话约出来吃个饭,讲了李老师在学校教工宿舍撞邪最后跳楼的事。马壮十分惊讶:“田哥,你什么时候接的那桩生意?为什么没告诉我啊,唉!”
“这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就知道他惊讶的不是李老师自杀,而是生意的提成,“你放心,阎王爷不会欠小鬼的账,这笔好处费肯定给你,账号没变吧?”马壮连忙笑着说没变没变,我说回家后就用手机给你转。
边吃边聊,马壮说他在沈阳仍然做保险业务,中国人目前的整体保险意识还不高,也没什么效益。他拿出那个大厚册,告诉我最近也没闲着,一直在帮我联系业务,并指给我看。
大厚册里记着二三十条信息,我粗略地逐条看了看,没什么兴趣。只有两条还可以,一个是在北京的夫妻不和睦,妻子得了怪病治不好,怀疑是丈夫下的降头;另一个是广东潮州某人要生男孩,想请法师帮忙。马壮是个仔细人,还在每条信息的后面括号里标注几月几号联系的,从日期能看出,都是最近半个月内。
看到后面这条,我没忍住笑了起来,心想这话真别扭,想生孩子就找法师帮忙,会引起歧义。我把这两条的号码都记下,看到潮州,我就想起那可是高雄高老板的家乡,就莫名有种亲切感。重男轻女嘛,全中国哪里没有?
马壮说:“田哥,再做成生意别忘了我!”我连连点头,说上次那也不算忘,早晚会给你的。他让我在饭桌上就打电话,说可不是每个客户都像无锡职业学校李老师那样,几年不换电话号码不说,事还没解决,专门等着我去找他。我只好掏出手机当场联系,没想到头一个那位女士称人在上海,已经确诊是重症肌无力,不用法师了。再打第二条,对方是男性,操着听不懂的某种语言,而且还不怎么像粤语,似乎介于广东话和福建话之间,音调很奇怪。我只好说不懂,问对方能不能讲普通话。
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方言最多、最乱的国家,互相听不懂的方言发音没上千种也差不多,尤其南方,因为地形复杂又多山,很多南方的乡村隔座山互相都不能顺畅地交流,正所谓“十里不同音,翻山听不懂”。但现在中国已经没那么穷,基本家家都有电视机,所有的节目都得是普通话,而且已经进入网络时代。通常情况下,天南地北的中国人基本都会普通话,就算再生硬的省普也能讲几句,除非很偏僻的乡村,还得是那种中老年人,因为年轻人要出去做生意或者打工,不会普通话无法交流。
没想到,今天终于有了例外,这位男士完全不会讲普通话,仍然用那种语言,交流起来很费劲。马壮听我交流这么不畅,急得要拿手机。我忽然想起这些信息都是马壮联系的,他既然能记录下来,肯定就是可以顺利沟通,难道这小子会广东话?我没时间多想,就把手机交给他。
马壮立刻把手机拿过,用普通话问:“喂,是黄姐吗?”我心想说普通话还用得着找你?我又不是没舌头。果然,他说了半天,也是越说越糊涂,最后沮丧地把电话挂断。我笑着说你当初是不是找了个懂潮州话的翻译,不然这生意你是怎么记录下来的。
“当初不是他,”马壮说道,“是个年轻女人,说是湖南人嫁到广东,她会说普通话。”他又劝我不要着急,说不定一会儿就能回过来。我说我不急,急的是你,马壮嘿嘿笑起来。吃完饭我回到家,又睡了半小时,也没接到回电。直到晚上天黑之后,那个号码给我打了过来,这回真是年轻女人的声音,用的是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但已经好很多。经介绍,她自称姓黄,家在湖南,嫁到广东潮州已有近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