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范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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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写作缘由
一部中国史，对社会发展、文化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灿若群星。
范蠡是其中一个。
兴一国，灭一国。“兵圣”孙武没做到，“智圣”诸葛亮没做到。两人几乎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只活到五十出头。范蠡做到了。不仅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还善于“保存自己”直到古稀之年，寿终正寝。
官至相国、大将军，爵至上大夫，毅然辞去。伍子胥没有想过；文种没有决心；两人均被“赐死”。范蠡激流勇退，“悄然而去”，说出了“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安乐”、“敌国破，谋臣亡”的千古名言，是中国历史上主动辞官第一人。
治产经商，富至巨万。同代人望尘莫及，后代人难继项背。范蠡身体力行，饲养五畜，“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总结一套管理术，专著《致富奇书》填补历史空白。提出“物价贵贱随供求关系变化”之理论，开认识价值规律之先河；后人对富翁以“陶朱公”相称，即由范蠡而来。
范蠡在政治、经济、哲学、军事、外交等重大领域均有建树，集老子、孔子、孙子思想之大成，堪称治国良臣、兵家奇才、商界圣星（民间商人敬范蠡为财神）。他的重人重谷、韬光养晦、兴国方略至今仍可借鉴；他的持久防御、以柔克刚、后发制人军事思想至今熠熠生辉；他主张商品流通、平抑物价、先富带后富的经济思想具有划时代的开创性意义。
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博学多才的传奇人物竟然：史无传。太史公司马迁尽管对范蠡十分赞赏。说：“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肯定他“富行其德”的高尚品德。但并没有单独为他立传。只在《越王勾践世家》《货殖列传》中作为“附件”提到范蠡，“待遇”还不及“酷吏”“游侠”“滑稽”者。其他史家史书更不用说了。
书绝版。范蠡生前写有专著。兵法、经商全有。甚至养鱼亦有“养鱼经”。
可惜他的“兵法”只在《汉书。艺文志》上保留一个《范蠡（兵法）两篇》的题目。阐述经商之道的《致富奇书》，也只在其它史籍中看到书目，无法看到两部宏著的全文。人们研究范蠡，只能从《史记》《国语》等典籍有关部分，捕捉闪光思想，吸收有价值信息。
地无物，国人对重要历史人物纪念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显著特点是修缮、重建、新建人物生前故居、官邪；或在生活、战斗过的地方，立石刻碑。
一个孔夫子，全国有文庙；一个诸葛亮，多处武候祠，就是明证。范蠡没有这样纪念性建筑物。他老家豫宛没有。他生活、战斗过的浙、苏、鲁等地也没有。虽然华东等处有“蠡城”、“蠡口”、“蠡园”等，但除了名字，并无实际内容。“蠡园”中树起的不是范蠡塑像，而是美女西施。范公若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为何会这样？
因为范蠡犯了为官为人的三个大忌：“不愚忠”。封建文化需要人臣的“忠”达不到“愚”不行。亡国可以，不忠君不行，这就是“标准”。符合“标准”的典型是贯彻“终身制”的诸葛亮。明明看出后主刘禅是窝囊废，也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范蠡看出勾践阴险狠毒，“不欲功于臣下，疑忌之心已见”，不可再处，一甩袖子把相国辞了。“晚节不忠”，犯了大忌。生前身后遭贬，一点不奇怪了。时至今日，应以新眼光审视“忠”字。提倡“忠于事业”典型。范蠡正是这样的楷模。他不把个人进退荣辱系在某个人身上，哪怕此人是至高无上的君王，而是寄托在事业上、对社会的贡献上，治国成功，又去经商，为世人树立了一个“成功”榜样。写作因由之一。
“不清贫”。传统文化，是歌颂“隐士”的。不居庙堂，就退隐山林。
或吟诗作赋，或修道成仙，脱离百姓生活才高尚。一部历史，大小隐士很多，“相国级”的汉初三杰之一、留侯张良功成身退，云游名山，修炼气功，后人倍加称颂。至今秦岭留坝尚有规模宏伟的张良庙，供人瞻仰追念。“传记”
自然也少不了。范蠡辞官，若真是“泛游三江五湖”，无所事事，名望恐怕不亚于张良。他不愿老死山林，毅然选择“士农工商”的第四等级职业，亲自饲养贩卖五畜，以“酒囊皮子”俗名，和“下里巴人”滚在一起，太失身份，犯了“不清贫”大忌。尽管人们羡慕他的富有，同代人甚至向他取经致富，但却羞于谈他经商之道、致富业绩，更不用说为他树碑立传建庙了。重官轻商，是中国文明历史一大悲哀，也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一个原因。
在终于认识到“无商不富”的今天，应该为范蠡这样的先行者，“落实政策”。
写作因由之二。
“不检点”。习俗文化很看重个人行为。尤其是“作风”是否清白。范蠡生前身后没有受到应有尊重，有一个致命原因，是传说他辞官后把美女西施带走荡舟于江湖。世人嘱目之美女，他把她带走，这还了得！一向重视人品的国人，如何向这样不检点之人，顶礼膜拜。实际上，正史没有西施其人。
野史记载，西施被越王后以“亡国之女”沉江。司马迁写到范蠡，提到了他夫人和儿子，绝无西施二字，更无三妻四妾——那个时代，范蠡这样级别大官一妻几妾，实属正常，但范蠡没有。说明范蠡个人生活十分检点。功高遭妒，名高受谤。范蠡兴越灭吴，功垂青史；辞官经商，富甲天下。难免遭人暗伤。“美人计”，百发百中。“莫须有”即为“有”，谣传成真理。这种“刺激性”“传奇”把范蠡打倒了，弄得身后连魂都不能回归故里。还范蠡一个清白之名，写作因由之三。
一个对社会有突出贡献之人，理应受到社会的正确评价与尊重。这是写作缘由。
二、写作体会
写历史人物文学传记，首先是史，其次是文；忠于历史，塑造人物；分解材料，突出性格；照应时代，把握语言；人无我有，人有我新。这是我所领会的行家们的经验。
我感到，要做到这些相当难。
我体会，历史“经线”不能歪曲，不能改动，不能更换。重要人物、关键地点、重大事件、重要年代，必须可查，可究。而“纬线”粗细、长短、颜色，却可“变换”，可重新“编织”出作者“体验”的图案。进入视角，人物性格，事件细节，可有所作为。史料是“经纬”，拙笔是“梭具”。
史可信，文可读——出版社编辑的要求，也是我努力目标。于是，我沿着历史“经线”，拉着历史“纬线”，出发了：剥离。如前所述，由于范蠡没有专门传记，他的思想、性格、事迹、言语全是和他人交织一起，从属于他人。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纬线”剥离。
让范蠡成为主线——成为主人公。要从史料的字里行间，找出属于范蠡的“线头”，一一抽出，集中起来，把“被动”的范蠡，变成“主动”的范蠡，人一“主动”，故事、思想、语言，全有了，个性也就出来了。
取舍。“纬线”有了，哪一根“织”到“经线”上？需要取舍。取舍“标准”：一是和“经线”密切相关；二是有助于展示人物性格；三是一件事不同说法的取其一。例如范蠡去越时间有三个说法。我认为他是越王允常时到的，即-李之战前。范蠡陪同勾践入吴为奴回越时间也有三个说法。我取其在公元前491年。范蠡辞官经商时间有二个说法，我以为公元前470年较为可信。
延伸。把“粗”“纬线”拉长。历史重压，汉字特性，往往一句话含有一个事件，甚至几十年的事情，就需要把它“掰碎”“细碾”，例如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
一句话写了十九年，三次把挣到的千金分散给穷人。延伸开来，故事就有了，情节就有了，人物就活动了。
连接。许多“纬线”互不相干，独立存在。不接成一根，难以入“经”。
例如，史料分别提到越王后，范蠡夫人。没有姓名，没有“事迹”。笔者赋予她们符合身份的姓名。把她们同范蠡的主要活动联系在一起，把“关系”
拉上，人物就有事干了。再如陈音、楚女，史料中“各自为政”，我把他俩扯到一起，增加了可读性。提供了思索回味空间。
渲染。有的纬线没有色彩，平铺直叙，我就加工渲染。例如范蠡和西施的关系，野史中，只说范蠡把西施接到都城，请人训练了二年送到吴国，没有多少情节，更谈不上细节。我把这个过程“细化”，写出范蠡办事——尽管是不太愿办的事，也高人一筹。大多章节，基本上贯彻了：有事时，一天当一年渲染；无事时，十年一笔带过。尽量把历史横断面——“纬线”浓墨重彩。
改造。有的史料，尚是“棉花一团”，未形成“纬线”，我就加以改造“重纺”。例如范蠡的一些理性言论，我把它转化演义成故事情节，人物思想。这方面工作量相当大。因为涉及范蠡的史料，大多是范蠡同他人谈话的“语录”，很少有“情节”。
填充。“纬线”与“纬线”之间，常有空白。我用自己推理的“材料”
填补中间。想象范公在这件事后，怎么想、怎么做才能顺利地。自然地接到下面那件事。填上“空白”，弥补裂缝，做成一件完整的“衣衫”。
化解。今人写古人，古人事让今人看，要照顾两个时代。如何把陈旧的“纬线”织成今人可欣赏的“新布”。我的作法是，保留必要的那个时代的字词、名词术语、地名等加以注释，以凸显那个时代印记。能将古汉语化解为现代汉语的，尽量予以化解，以便将专家之语化力今人之可读的文学语言。
需要说明的是，主人公所处环境不同，讲话对象不同，语言自然不同。为官时，多讲之乎者也“官话”，为民时，则讲村夫驭手能懂的“普通话”。所以本部作品最后一章和前六章语言风格略有不同。
我从公元前496年拉起线，一直到公元前445年左右。中间第二章折前十几年（范蠡的青少年）拉完了范蠡73年人生，是否“织”出了主人公的“真实形象”，是否“史可信，文可读”，敬请读者朋友评判。
写作体会，一言一蔽之曰：“经”定“纬”编。不知行家以为然否。
三、写作过程
市场经济写进纲领性、权威性文件的1992年，我对范蠡的经济思想、经商之道产生兴趣。写了《想起了巨万范蠡》等一组八篇系列杂文。想用杂文这种形式，树立“范蠡形象”。虽然这些杂文分别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南阳晚报》发表，但由于不集中，不连续，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在撰写杂文同时，又斗胆写了一部大型历史剧《商圣范蠡》，在《新剧本》1994年第四期上发表。一位“文华奖”两次获得者的话剧导演，准备推向舞台。但由于历史剧的“种种原因”，至今“范蠡形象”，还没有从舞台上站起来。
解放军出版社军事编辑室的朋友谢钢同志，再三鼓励我用纪实文学形式，给范蠡写一个“传”。并把它纳入“中国历史智囊人物丛书”之中，盛情难却，只好从命。不为别的，只为范蠡也——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尚无一部长篇文学传记，似乎是不“相称”的。且，我对范蠡的人生确实“琢磨”
了一番，感到“不吐不快”。于是便动手了。虽是近一年业余时间写成，但从1992年酝酿至今，已有三年矣！我虽写过文学作品，但写长篇历史人物传记还是第一次，是否写出了“范蠡形象”，不敢吹牛。且，范蠡先生尽管是巨万富翁，却没有图片、录音、录相留下来，甚至连一张画像亦没有。高矮、胖瘦、五官如何全无资料，因此，只能写他的品德、他的性格、他的语言、他的事迹。他的“真实形象”。只有靠读者诸君去“想象”。“想象想象，越想越象”。读者认为他是什么“形象”，就是什么“形象”。
无论读者想象范蠡是什么样“形象”。我认为：范蠡始终是普通人的“形象”。因为历史是由千千万万个普通人创造的。
感谢为本书出版费尽心血的出版社领导和编辑朋友。感谢周围支持我创作的领导、同事和家人。
作者
.8夜于北京丰台
一、写作缘由
一部中国史，对社会发展、文化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灿若群星。
范蠡是其中一个。
兴一国，灭一国。“兵圣”孙武没做到，“智圣”诸葛亮没做到。两人几乎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只活到五十出头。范蠡做到了。不仅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还善于“保存自己”直到古稀之年，寿终正寝。
官至相国、大将军，爵至上大夫，毅然辞去。伍子胥没有想过；文种没有决心；两人均被“赐死”。范蠡激流勇退，“悄然而去”，说出了“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安乐”、“敌国破，谋臣亡”的千古名言，是中国历史上主动辞官第一人。
治产经商，富至巨万。同代人望尘莫及，后代人难继项背。范蠡身体力行，饲养五畜，“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总结一套管理术，专著《致富奇书》填补历史空白。提出“物价贵贱随供求关系变化”之理论，开认识价值规律之先河；后人对富翁以“陶朱公”相称，即由范蠡而来。
范蠡在政治、经济、哲学、军事、外交等重大领域均有建树，集老子、孔子、孙子思想之大成，堪称治国良臣、兵家奇才、商界圣星（民间商人敬范蠡为财神）。他的重人重谷、韬光养晦、兴国方略至今仍可借鉴；他的持久防御、以柔克刚、后发制人军事思想至今熠熠生辉；他主张商品流通、平抑物价、先富带后富的经济思想具有划时代的开创性意义。
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博学多才的传奇人物竟然：史无传。太史公司马迁尽管对范蠡十分赞赏。说：“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肯定他“富行其德”的高尚品德。但并没有单独为他立传。只在《越王勾践世家》《货殖列传》中作为“附件”提到范蠡，“待遇”还不及“酷吏”“游侠”“滑稽”者。其他史家史书更不用说了。
书绝版。范蠡生前写有专著。兵法、经商全有。甚至养鱼亦有“养鱼经”。
可惜他的“兵法”只在《汉书。艺文志》上保留一个《范蠡（兵法）两篇》的题目。阐述经商之道的《致富奇书》，也只在其它史籍中看到书目，无法看到两部宏著的全文。人们研究范蠡，只能从《史记》《国语》等典籍有关部分，捕捉闪光思想，吸收有价值信息。
地无物，国人对重要历史人物纪念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显著特点是修缮、重建、新建人物生前故居、官邪；或在生活、战斗过的地方，立石刻碑。
一个孔夫子，全国有文庙；一个诸葛亮，多处武候祠，就是明证。范蠡没有这样纪念性建筑物。他老家豫宛没有。他生活、战斗过的浙、苏、鲁等地也没有。虽然华东等处有“蠡城”、“蠡口”、“蠡园”等，但除了名字，并无实际内容。“蠡园”中树起的不是范蠡塑像，而是美女西施。范公若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为何会这样？
因为范蠡犯了为官为人的三个大忌：“不愚忠”。封建文化需要人臣的“忠”达不到“愚”不行。亡国可以，不忠君不行，这就是“标准”。符合“标准”的典型是贯彻“终身制”的诸葛亮。明明看出后主刘禅是窝囊废，也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范蠡看出勾践阴险狠毒，“不欲功于臣下，疑忌之心已见”，不可再处，一甩袖子把相国辞了。“晚节不忠”，犯了大忌。生前身后遭贬，一点不奇怪了。时至今日，应以新眼光审视“忠”字。提倡“忠于事业”典型。范蠡正是这样的楷模。他不把个人进退荣辱系在某个人身上，哪怕此人是至高无上的君王，而是寄托在事业上、对社会的贡献上，治国成功，又去经商，为世人树立了一个“成功”榜样。写作因由之一。
“不清贫”。传统文化，是歌颂“隐士”的。不居庙堂，就退隐山林。
或吟诗作赋，或修道成仙，脱离百姓生活才高尚。一部历史，大小隐士很多，“相国级”的汉初三杰之一、留侯张良功成身退，云游名山，修炼气功，后人倍加称颂。至今秦岭留坝尚有规模宏伟的张良庙，供人瞻仰追念。“传记”
自然也少不了。范蠡辞官，若真是“泛游三江五湖”，无所事事，名望恐怕不亚于张良。他不愿老死山林，毅然选择“士农工商”的第四等级职业，亲自饲养贩卖五畜，以“酒囊皮子”俗名，和“下里巴人”滚在一起，太失身份，犯了“不清贫”大忌。尽管人们羡慕他的富有，同代人甚至向他取经致富，但却羞于谈他经商之道、致富业绩，更不用说为他树碑立传建庙了。重官轻商，是中国文明历史一大悲哀，也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一个原因。
在终于认识到“无商不富”的今天，应该为范蠡这样的先行者，“落实政策”。
写作因由之二。
“不检点”。习俗文化很看重个人行为。尤其是“作风”是否清白。范蠡生前身后没有受到应有尊重，有一个致命原因，是传说他辞官后把美女西施带走荡舟于江湖。世人嘱目之美女，他把她带走，这还了得！一向重视人品的国人，如何向这样不检点之人，顶礼膜拜。实际上，正史没有西施其人。
野史记载，西施被越王后以“亡国之女”沉江。司马迁写到范蠡，提到了他夫人和儿子，绝无西施二字，更无三妻四妾——那个时代，范蠡这样级别大官一妻几妾，实属正常，但范蠡没有。说明范蠡个人生活十分检点。功高遭妒，名高受谤。范蠡兴越灭吴，功垂青史；辞官经商，富甲天下。难免遭人暗伤。“美人计”，百发百中。“莫须有”即为“有”，谣传成真理。这种“刺激性”“传奇”把范蠡打倒了，弄得身后连魂都不能回归故里。还范蠡一个清白之名，写作因由之三。
一个对社会有突出贡献之人，理应受到社会的正确评价与尊重。这是写作缘由。
二、写作体会
写历史人物文学传记，首先是史，其次是文；忠于历史，塑造人物；分解材料，突出性格；照应时代，把握语言；人无我有，人有我新。这是我所领会的行家们的经验。
我感到，要做到这些相当难。
我体会，历史“经线”不能歪曲，不能改动，不能更换。重要人物、关键地点、重大事件、重要年代，必须可查，可究。而“纬线”粗细、长短、颜色，却可“变换”，可重新“编织”出作者“体验”的图案。进入视角，人物性格，事件细节，可有所作为。史料是“经纬”，拙笔是“梭具”。
史可信，文可读——出版社编辑的要求，也是我努力目标。于是，我沿着历史“经线”，拉着历史“纬线”，出发了：剥离。如前所述，由于范蠡没有专门传记，他的思想、性格、事迹、言语全是和他人交织一起，从属于他人。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纬线”剥离。
让范蠡成为主线——成为主人公。要从史料的字里行间，找出属于范蠡的“线头”，一一抽出，集中起来，把“被动”的范蠡，变成“主动”的范蠡，人一“主动”，故事、思想、语言，全有了，个性也就出来了。
取舍。“纬线”有了，哪一根“织”到“经线”上？需要取舍。取舍“标准”：一是和“经线”密切相关；二是有助于展示人物性格；三是一件事不同说法的取其一。例如范蠡去越时间有三个说法。我认为他是越王允常时到的，即-李之战前。范蠡陪同勾践入吴为奴回越时间也有三个说法。我取其在公元前491年。范蠡辞官经商时间有二个说法，我以为公元前470年较为可信。
延伸。把“粗”“纬线”拉长。历史重压，汉字特性，往往一句话含有一个事件，甚至几十年的事情，就需要把它“掰碎”“细碾”，例如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
一句话写了十九年，三次把挣到的千金分散给穷人。延伸开来，故事就有了，情节就有了，人物就活动了。
连接。许多“纬线”互不相干，独立存在。不接成一根，难以入“经”。
例如，史料分别提到越王后，范蠡夫人。没有姓名，没有“事迹”。笔者赋予她们符合身份的姓名。把她们同范蠡的主要活动联系在一起，把“关系”
拉上，人物就有事干了。再如陈音、楚女，史料中“各自为政”，我把他俩扯到一起，增加了可读性。提供了思索回味空间。
渲染。有的纬线没有色彩，平铺直叙，我就加工渲染。例如范蠡和西施的关系，野史中，只说范蠡把西施接到都城，请人训练了二年送到吴国，没有多少情节，更谈不上细节。我把这个过程“细化”，写出范蠡办事——尽管是不太愿办的事，也高人一筹。大多章节，基本上贯彻了：有事时，一天当一年渲染；无事时，十年一笔带过。尽量把历史横断面——“纬线”浓墨重彩。
改造。有的史料，尚是“棉花一团”，未形成“纬线”，我就加以改造“重纺”。例如范蠡的一些理性言论，我把它转化演义成故事情节，人物思想。这方面工作量相当大。因为涉及范蠡的史料，大多是范蠡同他人谈话的“语录”，很少有“情节”。
填充。“纬线”与“纬线”之间，常有空白。我用自己推理的“材料”
填补中间。想象范公在这件事后，怎么想、怎么做才能顺利地。自然地接到下面那件事。填上“空白”，弥补裂缝，做成一件完整的“衣衫”。
化解。今人写古人，古人事让今人看，要照顾两个时代。如何把陈旧的“纬线”织成今人可欣赏的“新布”。我的作法是，保留必要的那个时代的字词、名词术语、地名等加以注释，以凸显那个时代印记。能将古汉语化解为现代汉语的，尽量予以化解，以便将专家之语化力今人之可读的文学语言。
需要说明的是，主人公所处环境不同，讲话对象不同，语言自然不同。为官时，多讲之乎者也“官话”，为民时，则讲村夫驭手能懂的“普通话”。所以本部作品最后一章和前六章语言风格略有不同。
我从公元前496年拉起线，一直到公元前445年左右。中间第二章折前十几年（范蠡的青少年）拉完了范蠡73年人生，是否“织”出了主人公的“真实形象”，是否“史可信，文可读”，敬请读者朋友评判。
写作体会，一言一蔽之曰：“经”定“纬”编。不知行家以为然否。
三、写作过程
市场经济写进纲领性、权威性文件的1992年，我对范蠡的经济思想、经商之道产生兴趣。写了《想起了巨万范蠡》等一组八篇系列杂文。想用杂文这种形式，树立“范蠡形象”。虽然这些杂文分别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南阳晚报》发表，但由于不集中，不连续，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在撰写杂文同时，又斗胆写了一部大型历史剧《商圣范蠡》，在《新剧本》1994年第四期上发表。一位“文华奖”两次获得者的话剧导演，准备推向舞台。但由于历史剧的“种种原因”，至今“范蠡形象”，还没有从舞台上站起来。
解放军出版社军事编辑室的朋友谢钢同志，再三鼓励我用纪实文学形式，给范蠡写一个“传”。并把它纳入“中国历史智囊人物丛书”之中，盛情难却，只好从命。不为别的，只为范蠡也——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尚无一部长篇文学传记，似乎是不“相称”的。且，我对范蠡的人生确实“琢磨”
了一番，感到“不吐不快”。于是便动手了。虽是近一年业余时间写成，但从1992年酝酿至今，已有三年矣！我虽写过文学作品，但写长篇历史人物传记还是第一次，是否写出了“范蠡形象”，不敢吹牛。且，范蠡先生尽管是巨万富翁，却没有图片、录音、录相留下来，甚至连一张画像亦没有。高矮、胖瘦、五官如何全无资料，因此，只能写他的品德、他的性格、他的语言、他的事迹。他的“真实形象”。只有靠读者诸君去“想象”。“想象想象，越想越象”。读者认为他是什么“形象”，就是什么“形象”。
无论读者想象范蠡是什么样“形象”。我认为：范蠡始终是普通人的“形象”。因为历史是由千千万万个普通人创造的。
感谢为本书出版费尽心血的出版社领导和编辑朋友。感谢周围支持我创作的领导、同事和家人。
作者
.8夜于北京丰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