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东封与殷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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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所著《古代中国与民族》一书中之一章也。是书经始于五年以前，至民国二十年夏，写成者将三分之二矣。日本寇辽东，心乱如焚，中辍者数月。以后公私事纷至，继以大病，至今三年，未能杀青，惭何如之！此章大约写于十九年冬，或二十年春，与其他数章于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于胡适之先生。适之先生谬为称许，嘱以送刊于北大《国学季刊》。余以此文所论多待充实，逡巡未果。今春适之先生已于同一道路上作成丰伟之论文，此文更若爝火之宜息矣。而适之先生勉以同时刊行，俾读者有所参考。今从其命，并志同声之欣悦焉。
二十三年六月
商朝以一个六百年的朝代，数千里的大国，在其亡国前不久帝乙时，犹是一个强有兵力的组织，而初亡之后，王子禄父等依然能一次一次地反抗周人，何以到周朝天下事大定后，封建者除区区二三百里之宋，四围以诸姬环之，以外，竟不闻商朝遗民尚保存何部落，何以亡得那么干净呢？那些殷商遗民，除以‘顽’而迁雒邑者外，运命是怎么样呢？据《逸同书·世俘篇》：“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磿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果然照这样子“憝”下去，再加以周公成王之“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真可以把殷遗民“憝’完。不过那时候的农业还不曾到铁器深耕的时代，所以绝对没有这么许多人可“憝”，可以“馘磿”，所以这话竟无辩探的价值，只是战国人的一种幻想而已。且佶屈聱牙的《周诰》上明明记载周人对殷遗是用一种相当的怀柔政策，而近发见之白懋父敦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器）记“王命伯懋父以殷八征东夷”。然则周初东征的部队中当不少有范文虎、留梦炎、洪承畴、吴三桂一流的汉奸。周人以这样一个“臣妾之”之政策，固速成其王业，而殷民借此亦可延其不尊荣之生存。《左传》定四年记周以殷遗民作东封，其说如下：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民，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父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分康叔以大路、少帛、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阕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可见鲁卫之国为殷遗民之国，晋为夏遗民之国，这里说得清清楚楚。所谓“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者，尤显然是一种殖民地政策，虽取其统治权，而仍其旧来礼俗，故曰“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这话的绝对信实更有其他确证。现分述鲁卫齐三国之情形如下。
鲁??《春秋》及《左传》有所谓“亳社”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亳社”屡见于《春秋经》，以那样一个简略的二百四十年间之“断烂朝报”，所记皆是戎祀会盟之大事，而“亳社”独占一位置，则“亳社”在鲁之重要可知。且《春秋》记“亳社（《公羊传》作蒲社）灾”在哀四年，去殷商之亡已六百余年，已与现在去南宋之亡差不多。（共和前无确切之纪年，姑据《通鉴外纪》，自武王元年至哀四年为631年。宋亡于祥兴二年〔1279〕，去中华民国二十年〔1931〕凡六百五十二年。相差甚微。）“亳社”在殷亡国后六百余年犹有作用，是甚可注意之事实。且《左传》所记“亳社”中有两事尤关重要。哀七，“以邾子益来献于亳社”，杜云，“以其亡国与殷同”。此真谬说。邾于殷为东夷，此等献俘，当与宋襄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一样，周人谄殷鬼而已。又定六年：“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这真清清楚楚指示我们：鲁之统治者是周人，而鲁之国民是殷人。殷亡六七百年后之情形尚如此，则西周时周人在鲁不过仅是少数的统治者，犹钦察汗金骑之于俄罗斯诸部，当更无疑问。
说到这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当附带着说。孔子所代表之儒家，其地理的及人众的位置在何处，可以借此推求。以儒家在中国文化进展上的重要，而早年儒教的史料仅仅《论语》《檀弓》《孟子》《荀子》几篇，使我们对于这个宗派的来源不明了，颇是一件可惜的事。孙星衍重修之《孔子集语》，材料虽多，几乎皆不可用。《论语》与《檀弓》在语言上有一件特征，即吾我尔汝之分别颇显：此为胡适之先生之重要发现（《庄子·齐物》等篇亦然）。《檀弓》与《论语》既为一系，且看《檀弓》中孔子自居殷人之说于《论语》有证否。
〔《檀弓》〕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顽，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夫子曰：“赐，尔来何迟也？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没。
这话在《论语》上虽不曾重见（《檀弓》中有几段与《论语》同的），然《论语》《檀弓》两书所记孔子对于殷周两代之一视同仁态度是全然一样的。
《论语》行夏之时，乘殷之格，服周之冕，乐则韶舞。
殷因于夏利，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周监于二代，郁郁平文哉！吾从周。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檀弓》殷既封而吊，周反哭而吊。孔子曰：“殷已悫，吾从周。”
殷练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此外《檀弓》篇中记三代异制而折衷之说甚多，不备录）。
这些话都看出孔子对于殷周一视同仁，殷为胜国，周为王朝，却毫无宗周之意。所谓从周，正以其“后王灿然”之故，不曾有他意。再看孔子是否有矢忠于周室之心。
《论语》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章。又同章：佛肸召，子欲往。）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这话直然要继衰周而造四代。虽许多事要以周为师，却绝不以周为宗。公羊家义所谓“故宋”者，证以《论语》，当是儒家之本原主义。然则孔子之请讨弑君，只是欲维持当时的社会秩序，孔子之称管仲，只是称他曾经救了文明，免其沉沦，所有“丕显文武”一类精神的话语，不曾说过一句，而明说“其或继周者”（曾国藩一辈人传檄讨太平天国，只是护持儒教与传统之文明，无一句护持满洲。颇与此类）。又孔子但是自比于老彭，老彭是殷人，又称师挚，亦殷人，称高宗不冠以殷商字样，直曰“书曰”。称殷三仁，尤有余音绕梁之趣，颇可使人疑其有“故国旧墟”“王孙芳草”之感。此皆出于最可信的关于孔子之史料，而这些史料统计起来是这样，则孔子儒家与殷商有一种密切之关系，可以晓然。
尤有可以证成此说者，即三年之丧之制。如谓此制为周之通制，则《左传》《国语》所记周人之制毫无此痕迹。孟子鼓动滕文公行三年之丧，而滕国卿大夫说：“吾先君莫之行，吾宗国鲁先君亦莫之行也。”这话清清楚楚证明三年之丧非周礼。然而《论语》上记孔子曰：“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这话怎讲？孔子之天下，大约即是齐鲁宋卫，不能甚大，可以“登太山而小天下”为证。然若如“改制托古”者之论，此话非删之便须讳之，实在不是办法。惟一可以解释此困难者，即三年之丧，在东国，在民间，有相当之通行性，盖殷之遗礼，而非周之制度。当时的“君子（即统治者），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而士及其相近之阶级则渊源有自，齐以殷政者也。试看关于大孝，三年之丧，及丧后三年不做事之代表人物，如太甲、高宗、孝已，皆是殷人。而“君薨，百官总已以听于冢宰者三年”，全不见于周人之记载。说到这里，有《论语》一章，向来不得其解者，似可以解之：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此语作何解？汉宋诂经家说皆迂曲不可通。今释此语，须先辨其中名词含义若何。“野人”者，今俗用之以表不开化之人。此为甚后起之义。《诗》，“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明野为农田。又与《论语》同时书之《左传》，记僖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然则野人即是农夫，孟子所谓“齐东野人”者亦当是指农夫。彼时齐东开辟已甚，已无荒野。且孟子归之于齐东野人之尧与瞽叟北面朝舜舜有惭色之一件文雅传说，亦只能是田亩间的故事，不能是深山大泽中的神话。孟子说到“与木石居，与鹿豖游”，便须加深山于野人之上方足以尽之。（《孟子·尽心》章：“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可见彼时所谓野人，非如后人用之以对“斯文”而言。《论语》中君子有二义：一谓卿大夫阶级，即统治阶级；二谓合于此阶级之礼度者。此处所谓君子者，自当是本义。先进后进自是先到后到之义。礼乐自是泛指文化，不专就玉帛钟鼓而言。名词既定，试翻作现在的话如下：
那些先到了开化的程度的，是乡下人；那些后到了开化程度的，是“上等人”。如问我何所取，则我是站在先开化的乡下人一边的。
先开化的乡下人自然是殷遗，后开化的上等人自然是周宗姓婚姻了。
宋??卫??宋为商之转声，卫之名卫由于豖韦。宋为商之宗邑，韦自汤以来为商属。宋之立国始于微子，固是商之孑遗。卫以帝乙帝辛之王都，康叔以殷民七族而立国。此两处人民之为殷遗，本不待论。
齐??齐民之为殷遗有二证。一、《书序》：“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左传》昭九：“王使詹伯辞于晋曰：‘薄姑商奄，吾东土也。’”又昭二十，晏子对景公曰：“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汉·地理志》云：“齐地殷末有薄姑氏，至周成王时，薄姑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二、请再以齐宗教为证。王静安曰：“曰‘贞方帝卯一牛之南□（原文此处为方框）’，曰‘贞于东’，曰‘己巳卜王于东’，曰‘于西’，曰‘贞于西’，曰‘癸酉卜中贞三牛’。曰‘方帝’，曰‘东’，曰‘西’，曰‘中’，疑即五方帝之祀矣。”（《增订殷虚书契考释》下六十页。）然则荀子所谓“按往旧造说谓之五行”者，其所由来久远，虽是战国人之推衍，并非战国人之创作，此一端也。周人逐纣将飞廉于海隅而戮之。飞廉在民间故事中曰黄飞虎。黄飞虎之祀，至今在山东与玄武之祀同样普遍。太公之祀不过偶然有之，并且是文士所提倡，不与民间信仰有关系。我们可说至今山东人仍祭商朝的文信国郑延平，此二端也。至于亳之在山东，泰山之有汤迹，前章中已详论，今不更述。
然则商之宗教，其祖先崇拜在鲁独发展，而为儒学，其自然崇拜在齐独发展，而为五行方士，各得一体，派衍有自。试以西洋史为比：西罗马之亡，帝国旧土分为若干蛮族封建之国。然遗民之数远多于新来之人，故经千余年之紊乱，各地人民以方言之别而成分化，其居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半岛、意大利西南部二大岛，以及多瑙河北岸，今罗马尼亚国者，仍成拉丁民族，未尝为日耳曼人改其文化的、语言的、民族的系统。地中海南岸，若非因阿拉伯人努力其宗教之故，恐至今仍在拉丁范围中。遗民之不以封建改其民族性也如是。商朝本在东方，西周时东方或以被征服而暂衰，入春秋后文物富庶又在东方，而鲁宋之儒墨，燕齐之神仙，惟孝之论，五行之说，又起而主宰中国思想者二千余年。然则谓殷商为中国文化之正统，殷遗民为中国文化之重心，或非孟浪之言。战国学者将一切神话故事充分地伦理化、理智化，于是不同时代不同地方之宗神，合为一个人文的“全神堂”，遂有《皋陶谟》一类君臣赓歌的文章。在此全神堂中，居“敬敷五教”之任者，偏偏不是他人，而是商之先祖契，则商人为礼教宗信之寄象，或者不是没有根据的吧。
原载1934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三分）
大东小东说
——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
一、大东小东的地望和鲁、燕、齐的初封地
《诗·小雅·大东》篇序曰：“东国困于役而伤于财，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焉。”其二章云：“小东大东，杼柚其空。”大东小东究在何处，此宜注意者也。笺云：“小也大也，谓赋敛之多少也。小亦于东，大亦于东；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此真求其说不得而敷衍其辞者。大东在何处，诗固有明文。《鲁颂·宫》，“奄有龟蒙，遂荒大东”，已明指大东所在，即泰山山脉迤南各地，今山东境，济南泰安迤南，或兼及泰山东部，是也。谭之地望在今济南。谭大夫奔驰大东小东间，大东既知，小东当亦可得推知其地望。吾比较周初事迹，而知小东当今山东濮县、河北濮阳大名一带，自秦汉以来所谓东郡者也。欲申此说，不可不于周初方域之迹有所考订，而求解此事，不得不先于东方大国鲁燕齐之原始有所论列焉。
武王伐纣，“致天之届，于牧之野”。其结果诛纣而已，犹不能尽平其国。纣子禄父仍为商君焉，东土之未大定可知也。武王克殷后二年即卒，周公摄政，武庚以商奄淮夷畔，管蔡流言，周室事业之不坠若线。周公东征，三年然后灭奄。
多士多方诸辞，其于殷人之抚柔益致全力焉，营成周以制东国，其于守防盖甚慎焉。犹不能不封微子以奉殷社，而缓和殷之遗民，其成功盖如此之难且迟也。乃成王初立，鲁、燕、齐诸国即可越殷商故域而建都于海表之营丘，近淮之曲阜，越在北狄之蓟丘，此理之不可能也。今以比较可信之事实订之，则知此三国者，初皆封于成周东南，鲁之至曲阜，燕之至蓟丘，齐之至营丘，皆后来事也。兹分述之：
燕??《史记·燕世家》：“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召公既执陕西之政，而封国远在蓟丘，其不便何如？成王中季，东方之局始定，而周武王灭纣即可封召公于北燕，其不便又何如？按，燕字今经典皆作燕翼之燕，而金文则皆作郾。著录者有郾侯鼎、郾侯戈、郾王剑、郾王喜戈，均无作燕者。郾王喜戈见《周金文存》卷六第八十二页，郾王大事剑见同卷补遗。其书式已方整，颇有隶意，其为战国器无疑。是知燕之称郾，历春秋战国初无二字，经典作燕者，汉人传写之误也。燕既本作郾，则与今河南之郾城有无关系，此可注意者。在汉世，郾县与召陵县虽分属颍川汝南二郡，然土壤密迩，今郾城县实括故郾、召陵二县境。近年郾城出许冲墓，则所谓召陵万岁里之许冲，固居今郾城治境中[1]。曰郾曰召，不为孤证，其为召公初封之燕无疑也。
鲁??《史记·鲁世家》：“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世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大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乎，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按，今河南有鲁山县，其地当为鲁城之原。《鲁颂·宫》云：
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致天之届，于牧之野。无贰无虞，上帝临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
此叙周之原始，以至鲁封。其下乃去：
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
此则初命伯禽侯于鲁，继命鲁侯侯于东，文义显然。如无迁移之事，何劳重复其辞？且许者，历春秋之世，鲁所念念不忘者。《宫》：“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左传·隐公十一年》：“秋七月，公会齐侯、郑伯伐许。庚辰，傅于许……壬午，遂入许……齐侯以许让公。”灭许尽鲁国先有之，鲁于许有如何关系，固已可疑。春秋只对许宿二国称男，男者，“侯田男”也，见近出土周公子明锡天各器，然则男实为附庸。宿介于宋鲁之间，《左传·僖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此当为鲁之附庸。许在春秋称男，亦当以其本为鲁附庸，其后郑实密迩，以势临之，鲁不得有许国为附庸，亦不得有许田，而割之于郑。然旧称未改，旧情不忘，歌于《颂》，书于《春秋》。成周东南既有以鲁为称之邑，其东邻则为“周公之宇”，鲁之本在此地无疑也。
楚者，荆蛮北侵后始有此号。《左传》庄十、庄十四、庄二十三、庄二十八，皆称荆。僖公元年，“楚人侵郑”以下乃称楚。金文有“王在楚”之语，知其地必为嵩山迤南山麓之称。《史记》载周公当危难时出奔楚，如非其封地，何得于艰难时走之乎？此亦鲁在鲁山之一证也。
且周公事业，定殷平奄为先。奄当后来鲁境，王静安君论之是矣。周公子受封者，除伯禽为鲁公，一子嗣周公于王田中而外，尚有凡、蒋、邢、茅、胙、祭。如杜预所说地望可据，则此六国者，除蒋远在汝南之南境不无可疑外，其余五国可自鲁山县东北上，画作一线以括之。卫在其北，宋在其南，“周公之宇”东渐之形势可知也。
齐??齐亦在成周之南。《史记·齐世家》：“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吕尚盖尝穷闲，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彨，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或曰：吕尚处士，隐海滨。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西伯得以出返国。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
循此一段文章，真战国末流齐东野人之语也。相互矛盾，而自为传奇。《国语》“齐许申吕由大姜”，据此可知齐以外戚而得封，无所谓垂钓以干西伯《诗·大雅·大明》：“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彭彭。维师尚义，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据此，可知尚父为三军之勇将、牧野之功臣，阴谋术数，后人托辞耳。凡此野语，初不足深论者也。
《史记》又云：“于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子齐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大公争国。”
据此可见就国营丘之不易。至于其就国在武王时否，则甚可疑。齐者，济也。济水之域也，其先有有济，其裔在春秋为风姓。而营丘又在济水之东，武王之世，殷未大定，能越之而就国乎？尚父侯伋两世历为周辅，能远就国于如此之东国乎？综合《经》《传》所记，则知大公封邑本在吕也。
《诗·大雅》，“崧高维岳。峻极于天。”《毛传》曰：“崧，高貌，山大而高日崧。岳，四岳也。东岳岱，南岳衡，西岳华，北岳恒。”按，崧高之解固确，而四岳所指，则秦汉间地理，与战国末或秦汉时人托之以成所谓“粤若稽古”之《尧典》者合，与周地理全不合。吾友徐中舒先生谓，《左传·昭四年》“四岳、三涂、阳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一句中各地名在一域，则此九州当为一域之名，非如《禹贡》所谓。按，此说是矣。《郑语》：“公曰：‘谢西之九州何如？’”此正昭四年《传》所谓九州。谢西之域，即成周之南，当今河南西南境，西接陕西，南接汉阳诸山脉。三涂，阳城，太室，荆山，中南，皆在此区域，四岳亦不能独异也。四岳之国，名号见于经籍者，有申、吕、许。申、吕皆在四岳区域中，可以《诗》证之，“崧高维岳，峻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唯申及甫，为周之翰”是也。申在宣王时曾邑于谢，今南阳县境，此为召伯虎所定宅。《崧高》又云：“亹亹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据此，知申在西周晚年曾稍向南拓土也。吕甫分一名之异文，彝器有吕王作大姬壶，吕仲彝等，而《礼记》引《书》作甫刑。《诗·王风》，申甫许并列。《左传》“楚……子重请取于申、吕，以为赏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申既可知其在谢，吕当去之不远。《水经注》，宛西有吕城，四岳受封，此当不误也。许之地望则以地名至今未改故，更无疑问。四岳之义既得，吕之地望既知，再谈吕与周之关系。姬之与姜，纵非一家之支派，如祝融之八姓者，亦必累世之姻戚，如满洲之于蒙古。《晋语》：“昔少典取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此真如后来之秦晋、齐鲁，累世相战，亦累世相姻也。《大雅·生民》：“厥初生民，实维姜嫄。”《鲁颂·官》述其远祖，而日：“赫赫姜嫄，其德不回。”此则姬姜共其神话，种族上当不无多少关系。《诗》：“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周语》：“齐许申、吕由太姜。”是知四岳诸国，实以外戚显于周，逮西周之末，申伯犹以外戚强大。《诗·崧高》“不显申伯，王之元舅”是也。其后申竟以外戚之势亡宗周，而平王惟母族是党，当荆蛮之始大。北窥周南，且劳周民戍于申吕许焉。[2]
《传》记称齐太公为吕望，《书·顾命》称丁公为吕伋。此所谓吕者，当非氏非姓。男子不称姓，而国君无氏。[3]此之父子称吕者何谓耶？准以周世称谓见于《左传》等书者之例，此父子之称吕，必称其封邑无疑也。然则齐太公实封于吕，其子犹嗣吕称。后虽封于齐，当侯伋之身旧号未改也。《史记》所载齐就国事，莱夷来争，其初建国之飘摇可知也。《檀弓》：“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返葬于周。”营丘之不稳可知也。《左传·僖四年》：“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似东海之封，始于太公矣。然细察此段文义，实是两句。“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者，召康公命太公语也。“赐我先君履”者，此先君固不必即为太公，且其四至不括楚地。是则仅言封域之广，为诸侯之霸而已，与上文“五侯九伯，女实征之”者非一事也。
吕既东迁而为齐，吕之故地犹为列国，其后且有称王者。彝器有“吕王作大姬壶”，《书》有“吕命王享国百年，旄荒”。《书·吕刑》：“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史记》云：“甫侯言于王。”郑云：“吕侯受王命入为三公。”此皆求其文理不可解而强解之辞。吕命王，固不可解作王命吕。如以命为吕王之号，如周昭王之类，则文从字顺矣。且吕之称王，彝器有证。《吕刑》一篇王曰辞中，无一语涉及周室之典，而神话故事皆在南方，与《国语》所记颇合。是知《吕刑》之王，固吕王，王曰之语，固南方之遗训也。引《吕刑》者，墨子为先，儒家用之不见于《戴记》之先，《论语》《孟子》绝不及之。此非中国之文献儒家之旧典无疑也。然后来吕之世系是否出之太公望，则不可知，其为诸姜则信也。
雒邑之形势，至今日犹有足多者，在当年实为形胜之要地，同人据之以控南方东方之诸侯者也。齐、燕、鲁初封于此，以为周翰，亦固其所。循周初封建之疆，南不逾于陈、蔡，毛郑所谓文王化行江汉者，全非事实。开南国者召伯虎也。东方者，殷商之旧，人文必高，而物质必丰。平定固难，若既平定之后，佐命大臣愿锡土于其地，以资殷富，亦理之常。夫封邑迁移，旧号不改，在周先例甚多，郑其著者。鲁燕移封，不失旧号。吕以新就大国，定宅济水，乃用新号，此本文之结论也。
[1]去年游开封时，南阳张嘉谋先生告我。
[2]见《诗·王风·扬之水》。
[3]见顾亭林《原姓》。
二、周初东向发展之步骤
春秋战国之际，封建废，部落削，公族除，军国成，故兼并大易。然秦自孝公以来，积数世之烈，至始皇乃兼并六国，其来犹渐，其功犹迟。若八百年而前，部落之局面仍固，周以蕞尔之国，“壹戎殷而天下定”，断乎无是理也。故周之翦服时夏，安定东土，开辟南国，必非一朝之烈，一世之功。言“壹戎殷而天下定”者，诰语之修词；居然以为文武两代即能化行江汉、奠定东夷者，战国之臆说，汉儒之拘论耳。《诗》《书》所载，周之成功，非一世也，盖自大王至宣王数百年中之功业。若其步骤，则大略可见：其一为平定密、阮、共，此为巩固豳岐之域。二步为灭崇而“作邑于丰”，于是定渭南矣。三步为断虞芮之讼，于是疆域至河东矣。四步为牧野之战，殷商克矣。五步为灭唐，自河东北上矣。六步为伐奄，定淮夷。七步为营成周。以上一二三为文王时事，四五为武王时事，六七为周公时事。至于论南国之疆域，则周初封建，陈蔡为最南。昭王南征而不复，厉宣之世，徐蛮等兵力几迫成周，金文中有证。大定南服，召虎之力为大。此其大略，其详不可得而考，所谓“书缺有间”者也。
三、周公之事功
周公之在周，犹多尔衮之在后金。原武王虽能平殷，而不能奠定其国。武王初崩之岁，管、蔡流言，武庚以淮夷叛，此其形势之危急，有超过玄烨既亲政后，吴三桂等之倒戈而北。盖三藩之叛，只是外部问题，周公时之困难，不仅奄淮，兼有三叔。此时周公在何处用兵，宜为考求。《诗》《书》所记，只言居东，未指何地为东。然武王渡河，实由盟津，牧野之战，在商北郊。是周人用兵商都，先自南渡河而北，又自西北压之向东南也。后来康叔既封于卫[1]，卫在今黄河北，微子犹得保宋。宋在今黄河南。卫域实殷商之旧都，宋域乃临于淮夷，则周公用兵当经卫之一路。其成功后乃能东南行，而驱商人服象于东夷也，[2]且周公之胤所封国中，凡胙邢三国皆邻于卫。据此可知周公东向戡定所及。奄在今山东境，当春秋时介于齐鲁，此当为今泰山南境。周兵力自卫逼奄，当居今河北省濮阳、大名等县，山东省茌博聊濮等县境，此即秦汉以来所谓东郡者也。东郡之名原于何时，不可考。《史记》以为秦设，然秦开东土，此非最先，独以此名东，或其地本有东之专名，秦承之耳，此一区域必为周公屯兵向奄之所，按之卫邢胙封建之迹，及山川形势而信然。且此地后来又有东郡之号，则此为周初专名之东，实可成立之一说也。余又考之《逸周书·作雒解》，然后知周公所居之东为专名，更无疑义。《作雒解》曰：“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东。”此则东为国名，必袭殷商之旧。所谓东者，正指殷商都邑而言，犹邶伯之北，指殷商都邑而言也。大小之别，每分后先，罗马人名希腊本土曰哥里西，而名其西向之殖民地一大区域曰大哥里西（MagnaGrecia）。名今法公西西境曰不列颠，而名其渡海之大岛曰大不列颠（MagnaBritannia）。则后来居上，人情之常。小东在先，大东在后，亦固其宜。据《鲁颂》之词，荒大东者周公之孙，地乃龟蒙，则周公戡定之东，当是小东，地则秦汉以来所谓东郡者也。兹更表以明之：
中华民国十九年二月北平
原载1930年5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
[1]吾友顾颉刚先生谓康叔之封应在武王之世。《大诰》乃武王即位之诰，《康诰》亦武王之词。案：宁王一词。既由吴大澂君定为文王，此数篇中曾无一语及武王者，其为武王之诰无疑也。
[2]见《吕氏春秋·古乐》。
此我所著《古代中国与民族》一书中之一章也。是书经始于五年以前，至民国二十年夏，写成者将三分之二矣。日本寇辽东，心乱如焚，中辍者数月。以后公私事纷至，继以大病，至今三年，未能杀青，惭何如之！此章大约写于十九年冬，或二十年春，与其他数章于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于胡适之先生。适之先生谬为称许，嘱以送刊于北大《国学季刊》。余以此文所论多待充实，逡巡未果。今春适之先生已于同一道路上作成丰伟之论文，此文更若爝火之宜息矣。而适之先生勉以同时刊行，俾读者有所参考。今从其命，并志同声之欣悦焉。
二十三年六月
商朝以一个六百年的朝代，数千里的大国，在其亡国前不久帝乙时，犹是一个强有兵力的组织，而初亡之后，王子禄父等依然能一次一次地反抗周人，何以到周朝天下事大定后，封建者除区区二三百里之宋，四围以诸姬环之，以外，竟不闻商朝遗民尚保存何部落，何以亡得那么干净呢？那些殷商遗民，除以‘顽’而迁雒邑者外，运命是怎么样呢？据《逸同书·世俘篇》：“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磿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果然照这样子“憝”下去，再加以周公成王之“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真可以把殷遗民“憝’完。不过那时候的农业还不曾到铁器深耕的时代，所以绝对没有这么许多人可“憝”，可以“馘磿”，所以这话竟无辩探的价值，只是战国人的一种幻想而已。且佶屈聱牙的《周诰》上明明记载周人对殷遗是用一种相当的怀柔政策，而近发见之白懋父敦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器）记“王命伯懋父以殷八征东夷”。然则周初东征的部队中当不少有范文虎、留梦炎、洪承畴、吴三桂一流的汉奸。周人以这样一个“臣妾之”之政策，固速成其王业，而殷民借此亦可延其不尊荣之生存。《左传》定四年记周以殷遗民作东封，其说如下：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民，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父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分康叔以大路、少帛、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阕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可见鲁卫之国为殷遗民之国，晋为夏遗民之国，这里说得清清楚楚。所谓“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者，尤显然是一种殖民地政策，虽取其统治权，而仍其旧来礼俗，故曰“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这话的绝对信实更有其他确证。现分述鲁卫齐三国之情形如下。
鲁??《春秋》及《左传》有所谓“亳社”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亳社”屡见于《春秋经》，以那样一个简略的二百四十年间之“断烂朝报”，所记皆是戎祀会盟之大事，而“亳社”独占一位置，则“亳社”在鲁之重要可知。且《春秋》记“亳社（《公羊传》作蒲社）灾”在哀四年，去殷商之亡已六百余年，已与现在去南宋之亡差不多。（共和前无确切之纪年，姑据《通鉴外纪》，自武王元年至哀四年为631年。宋亡于祥兴二年〔1279〕，去中华民国二十年〔1931〕凡六百五十二年。相差甚微。）“亳社”在殷亡国后六百余年犹有作用，是甚可注意之事实。且《左传》所记“亳社”中有两事尤关重要。哀七，“以邾子益来献于亳社”，杜云，“以其亡国与殷同”。此真谬说。邾于殷为东夷，此等献俘，当与宋襄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一样，周人谄殷鬼而已。又定六年：“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这真清清楚楚指示我们：鲁之统治者是周人，而鲁之国民是殷人。殷亡六七百年后之情形尚如此，则西周时周人在鲁不过仅是少数的统治者，犹钦察汗金骑之于俄罗斯诸部，当更无疑问。
说到这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当附带着说。孔子所代表之儒家，其地理的及人众的位置在何处，可以借此推求。以儒家在中国文化进展上的重要，而早年儒教的史料仅仅《论语》《檀弓》《孟子》《荀子》几篇，使我们对于这个宗派的来源不明了，颇是一件可惜的事。孙星衍重修之《孔子集语》，材料虽多，几乎皆不可用。《论语》与《檀弓》在语言上有一件特征，即吾我尔汝之分别颇显：此为胡适之先生之重要发现（《庄子·齐物》等篇亦然）。《檀弓》与《论语》既为一系，且看《檀弓》中孔子自居殷人之说于《论语》有证否。
〔《檀弓》〕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顽，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夫子曰：“赐，尔来何迟也？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没。
这话在《论语》上虽不曾重见（《檀弓》中有几段与《论语》同的），然《论语》《檀弓》两书所记孔子对于殷周两代之一视同仁态度是全然一样的。
《论语》行夏之时，乘殷之格，服周之冕，乐则韶舞。
殷因于夏利，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周监于二代，郁郁平文哉！吾从周。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檀弓》殷既封而吊，周反哭而吊。孔子曰：“殷已悫，吾从周。”
殷练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此外《檀弓》篇中记三代异制而折衷之说甚多，不备录）。
这些话都看出孔子对于殷周一视同仁，殷为胜国，周为王朝，却毫无宗周之意。所谓从周，正以其“后王灿然”之故，不曾有他意。再看孔子是否有矢忠于周室之心。
《论语》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章。又同章：佛肸召，子欲往。）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这话直然要继衰周而造四代。虽许多事要以周为师，却绝不以周为宗。公羊家义所谓“故宋”者，证以《论语》，当是儒家之本原主义。然则孔子之请讨弑君，只是欲维持当时的社会秩序，孔子之称管仲，只是称他曾经救了文明，免其沉沦，所有“丕显文武”一类精神的话语，不曾说过一句，而明说“其或继周者”（曾国藩一辈人传檄讨太平天国，只是护持儒教与传统之文明，无一句护持满洲。颇与此类）。又孔子但是自比于老彭，老彭是殷人，又称师挚，亦殷人，称高宗不冠以殷商字样，直曰“书曰”。称殷三仁，尤有余音绕梁之趣，颇可使人疑其有“故国旧墟”“王孙芳草”之感。此皆出于最可信的关于孔子之史料，而这些史料统计起来是这样，则孔子儒家与殷商有一种密切之关系，可以晓然。
尤有可以证成此说者，即三年之丧之制。如谓此制为周之通制，则《左传》《国语》所记周人之制毫无此痕迹。孟子鼓动滕文公行三年之丧，而滕国卿大夫说：“吾先君莫之行，吾宗国鲁先君亦莫之行也。”这话清清楚楚证明三年之丧非周礼。然而《论语》上记孔子曰：“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这话怎讲？孔子之天下，大约即是齐鲁宋卫，不能甚大，可以“登太山而小天下”为证。然若如“改制托古”者之论，此话非删之便须讳之，实在不是办法。惟一可以解释此困难者，即三年之丧，在东国，在民间，有相当之通行性，盖殷之遗礼，而非周之制度。当时的“君子（即统治者），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而士及其相近之阶级则渊源有自，齐以殷政者也。试看关于大孝，三年之丧，及丧后三年不做事之代表人物，如太甲、高宗、孝已，皆是殷人。而“君薨，百官总已以听于冢宰者三年”，全不见于周人之记载。说到这里，有《论语》一章，向来不得其解者，似可以解之：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此语作何解？汉宋诂经家说皆迂曲不可通。今释此语，须先辨其中名词含义若何。“野人”者，今俗用之以表不开化之人。此为甚后起之义。《诗》，“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明野为农田。又与《论语》同时书之《左传》，记僖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然则野人即是农夫，孟子所谓“齐东野人”者亦当是指农夫。彼时齐东开辟已甚，已无荒野。且孟子归之于齐东野人之尧与瞽叟北面朝舜舜有惭色之一件文雅传说，亦只能是田亩间的故事，不能是深山大泽中的神话。孟子说到“与木石居，与鹿豖游”，便须加深山于野人之上方足以尽之。（《孟子·尽心》章：“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可见彼时所谓野人，非如后人用之以对“斯文”而言。《论语》中君子有二义：一谓卿大夫阶级，即统治阶级；二谓合于此阶级之礼度者。此处所谓君子者，自当是本义。先进后进自是先到后到之义。礼乐自是泛指文化，不专就玉帛钟鼓而言。名词既定，试翻作现在的话如下：
那些先到了开化的程度的，是乡下人；那些后到了开化程度的，是“上等人”。如问我何所取，则我是站在先开化的乡下人一边的。
先开化的乡下人自然是殷遗，后开化的上等人自然是周宗姓婚姻了。
宋??卫??宋为商之转声，卫之名卫由于豖韦。宋为商之宗邑，韦自汤以来为商属。宋之立国始于微子，固是商之孑遗。卫以帝乙帝辛之王都，康叔以殷民七族而立国。此两处人民之为殷遗，本不待论。
齐??齐民之为殷遗有二证。一、《书序》：“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左传》昭九：“王使詹伯辞于晋曰：‘薄姑商奄，吾东土也。’”又昭二十，晏子对景公曰：“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汉·地理志》云：“齐地殷末有薄姑氏，至周成王时，薄姑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二、请再以齐宗教为证。王静安曰：“曰‘贞方帝卯一牛之南□（原文此处为方框）’，曰‘贞于东’，曰‘己巳卜王于东’，曰‘于西’，曰‘贞于西’，曰‘癸酉卜中贞三牛’。曰‘方帝’，曰‘东’，曰‘西’，曰‘中’，疑即五方帝之祀矣。”（《增订殷虚书契考释》下六十页。）然则荀子所谓“按往旧造说谓之五行”者，其所由来久远，虽是战国人之推衍，并非战国人之创作，此一端也。周人逐纣将飞廉于海隅而戮之。飞廉在民间故事中曰黄飞虎。黄飞虎之祀，至今在山东与玄武之祀同样普遍。太公之祀不过偶然有之，并且是文士所提倡，不与民间信仰有关系。我们可说至今山东人仍祭商朝的文信国郑延平，此二端也。至于亳之在山东，泰山之有汤迹，前章中已详论，今不更述。
然则商之宗教，其祖先崇拜在鲁独发展，而为儒学，其自然崇拜在齐独发展，而为五行方士，各得一体，派衍有自。试以西洋史为比：西罗马之亡，帝国旧土分为若干蛮族封建之国。然遗民之数远多于新来之人，故经千余年之紊乱，各地人民以方言之别而成分化，其居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半岛、意大利西南部二大岛，以及多瑙河北岸，今罗马尼亚国者，仍成拉丁民族，未尝为日耳曼人改其文化的、语言的、民族的系统。地中海南岸，若非因阿拉伯人努力其宗教之故，恐至今仍在拉丁范围中。遗民之不以封建改其民族性也如是。商朝本在东方，西周时东方或以被征服而暂衰，入春秋后文物富庶又在东方，而鲁宋之儒墨，燕齐之神仙，惟孝之论，五行之说，又起而主宰中国思想者二千余年。然则谓殷商为中国文化之正统，殷遗民为中国文化之重心，或非孟浪之言。战国学者将一切神话故事充分地伦理化、理智化，于是不同时代不同地方之宗神，合为一个人文的“全神堂”，遂有《皋陶谟》一类君臣赓歌的文章。在此全神堂中，居“敬敷五教”之任者，偏偏不是他人，而是商之先祖契，则商人为礼教宗信之寄象，或者不是没有根据的吧。
原载1934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三分）
大东小东说
——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
一、大东小东的地望和鲁、燕、齐的初封地
《诗·小雅·大东》篇序曰：“东国困于役而伤于财，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焉。”其二章云：“小东大东，杼柚其空。”大东小东究在何处，此宜注意者也。笺云：“小也大也，谓赋敛之多少也。小亦于东，大亦于东；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此真求其说不得而敷衍其辞者。大东在何处，诗固有明文。《鲁颂·宫》，“奄有龟蒙，遂荒大东”，已明指大东所在，即泰山山脉迤南各地，今山东境，济南泰安迤南，或兼及泰山东部，是也。谭之地望在今济南。谭大夫奔驰大东小东间，大东既知，小东当亦可得推知其地望。吾比较周初事迹，而知小东当今山东濮县、河北濮阳大名一带，自秦汉以来所谓东郡者也。欲申此说，不可不于周初方域之迹有所考订，而求解此事，不得不先于东方大国鲁燕齐之原始有所论列焉。
武王伐纣，“致天之届，于牧之野”。其结果诛纣而已，犹不能尽平其国。纣子禄父仍为商君焉，东土之未大定可知也。武王克殷后二年即卒，周公摄政，武庚以商奄淮夷畔，管蔡流言，周室事业之不坠若线。周公东征，三年然后灭奄。
多士多方诸辞，其于殷人之抚柔益致全力焉，营成周以制东国，其于守防盖甚慎焉。犹不能不封微子以奉殷社，而缓和殷之遗民，其成功盖如此之难且迟也。乃成王初立，鲁、燕、齐诸国即可越殷商故域而建都于海表之营丘，近淮之曲阜，越在北狄之蓟丘，此理之不可能也。今以比较可信之事实订之，则知此三国者，初皆封于成周东南，鲁之至曲阜，燕之至蓟丘，齐之至营丘，皆后来事也。兹分述之：
燕??《史记·燕世家》：“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召公既执陕西之政，而封国远在蓟丘，其不便何如？成王中季，东方之局始定，而周武王灭纣即可封召公于北燕，其不便又何如？按，燕字今经典皆作燕翼之燕，而金文则皆作郾。著录者有郾侯鼎、郾侯戈、郾王剑、郾王喜戈，均无作燕者。郾王喜戈见《周金文存》卷六第八十二页，郾王大事剑见同卷补遗。其书式已方整，颇有隶意，其为战国器无疑。是知燕之称郾，历春秋战国初无二字，经典作燕者，汉人传写之误也。燕既本作郾，则与今河南之郾城有无关系，此可注意者。在汉世，郾县与召陵县虽分属颍川汝南二郡，然土壤密迩，今郾城县实括故郾、召陵二县境。近年郾城出许冲墓，则所谓召陵万岁里之许冲，固居今郾城治境中[1]。曰郾曰召，不为孤证，其为召公初封之燕无疑也。
鲁??《史记·鲁世家》：“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世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大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乎，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按，今河南有鲁山县，其地当为鲁城之原。《鲁颂·宫》云：
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致天之届，于牧之野。无贰无虞，上帝临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
此叙周之原始，以至鲁封。其下乃去：
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
此则初命伯禽侯于鲁，继命鲁侯侯于东，文义显然。如无迁移之事，何劳重复其辞？且许者，历春秋之世，鲁所念念不忘者。《宫》：“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左传·隐公十一年》：“秋七月，公会齐侯、郑伯伐许。庚辰，傅于许……壬午，遂入许……齐侯以许让公。”灭许尽鲁国先有之，鲁于许有如何关系，固已可疑。春秋只对许宿二国称男，男者，“侯田男”也，见近出土周公子明锡天各器，然则男实为附庸。宿介于宋鲁之间，《左传·僖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此当为鲁之附庸。许在春秋称男，亦当以其本为鲁附庸，其后郑实密迩，以势临之，鲁不得有许国为附庸，亦不得有许田，而割之于郑。然旧称未改，旧情不忘，歌于《颂》，书于《春秋》。成周东南既有以鲁为称之邑，其东邻则为“周公之宇”，鲁之本在此地无疑也。
楚者，荆蛮北侵后始有此号。《左传》庄十、庄十四、庄二十三、庄二十八，皆称荆。僖公元年，“楚人侵郑”以下乃称楚。金文有“王在楚”之语，知其地必为嵩山迤南山麓之称。《史记》载周公当危难时出奔楚，如非其封地，何得于艰难时走之乎？此亦鲁在鲁山之一证也。
且周公事业，定殷平奄为先。奄当后来鲁境，王静安君论之是矣。周公子受封者，除伯禽为鲁公，一子嗣周公于王田中而外，尚有凡、蒋、邢、茅、胙、祭。如杜预所说地望可据，则此六国者，除蒋远在汝南之南境不无可疑外，其余五国可自鲁山县东北上，画作一线以括之。卫在其北，宋在其南，“周公之宇”东渐之形势可知也。
齐??齐亦在成周之南。《史记·齐世家》：“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吕尚盖尝穷闲，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彨，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或曰：吕尚处士，隐海滨。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西伯得以出返国。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
循此一段文章，真战国末流齐东野人之语也。相互矛盾，而自为传奇。《国语》“齐许申吕由大姜”，据此可知齐以外戚而得封，无所谓垂钓以干西伯《诗·大雅·大明》：“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彭彭。维师尚义，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据此，可知尚父为三军之勇将、牧野之功臣，阴谋术数，后人托辞耳。凡此野语，初不足深论者也。
《史记》又云：“于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子齐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大公争国。”
据此可见就国营丘之不易。至于其就国在武王时否，则甚可疑。齐者，济也。济水之域也，其先有有济，其裔在春秋为风姓。而营丘又在济水之东，武王之世，殷未大定，能越之而就国乎？尚父侯伋两世历为周辅，能远就国于如此之东国乎？综合《经》《传》所记，则知大公封邑本在吕也。
《诗·大雅》，“崧高维岳。峻极于天。”《毛传》曰：“崧，高貌，山大而高日崧。岳，四岳也。东岳岱，南岳衡，西岳华，北岳恒。”按，崧高之解固确，而四岳所指，则秦汉间地理，与战国末或秦汉时人托之以成所谓“粤若稽古”之《尧典》者合，与周地理全不合。吾友徐中舒先生谓，《左传·昭四年》“四岳、三涂、阳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一句中各地名在一域，则此九州当为一域之名，非如《禹贡》所谓。按，此说是矣。《郑语》：“公曰：‘谢西之九州何如？’”此正昭四年《传》所谓九州。谢西之域，即成周之南，当今河南西南境，西接陕西，南接汉阳诸山脉。三涂，阳城，太室，荆山，中南，皆在此区域，四岳亦不能独异也。四岳之国，名号见于经籍者，有申、吕、许。申、吕皆在四岳区域中，可以《诗》证之，“崧高维岳，峻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唯申及甫，为周之翰”是也。申在宣王时曾邑于谢，今南阳县境，此为召伯虎所定宅。《崧高》又云：“亹亹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据此，知申在西周晚年曾稍向南拓土也。吕甫分一名之异文，彝器有吕王作大姬壶，吕仲彝等，而《礼记》引《书》作甫刑。《诗·王风》，申甫许并列。《左传》“楚……子重请取于申、吕，以为赏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申既可知其在谢，吕当去之不远。《水经注》，宛西有吕城，四岳受封，此当不误也。许之地望则以地名至今未改故，更无疑问。四岳之义既得，吕之地望既知，再谈吕与周之关系。姬之与姜，纵非一家之支派，如祝融之八姓者，亦必累世之姻戚，如满洲之于蒙古。《晋语》：“昔少典取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此真如后来之秦晋、齐鲁，累世相战，亦累世相姻也。《大雅·生民》：“厥初生民，实维姜嫄。”《鲁颂·官》述其远祖，而日：“赫赫姜嫄，其德不回。”此则姬姜共其神话，种族上当不无多少关系。《诗》：“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周语》：“齐许申、吕由太姜。”是知四岳诸国，实以外戚显于周，逮西周之末，申伯犹以外戚强大。《诗·崧高》“不显申伯，王之元舅”是也。其后申竟以外戚之势亡宗周，而平王惟母族是党，当荆蛮之始大。北窥周南，且劳周民戍于申吕许焉。[2]
《传》记称齐太公为吕望，《书·顾命》称丁公为吕伋。此所谓吕者，当非氏非姓。男子不称姓，而国君无氏。[3]此之父子称吕者何谓耶？准以周世称谓见于《左传》等书者之例，此父子之称吕，必称其封邑无疑也。然则齐太公实封于吕，其子犹嗣吕称。后虽封于齐，当侯伋之身旧号未改也。《史记》所载齐就国事，莱夷来争，其初建国之飘摇可知也。《檀弓》：“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返葬于周。”营丘之不稳可知也。《左传·僖四年》：“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似东海之封，始于太公矣。然细察此段文义，实是两句。“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者，召康公命太公语也。“赐我先君履”者，此先君固不必即为太公，且其四至不括楚地。是则仅言封域之广，为诸侯之霸而已，与上文“五侯九伯，女实征之”者非一事也。
吕既东迁而为齐，吕之故地犹为列国，其后且有称王者。彝器有“吕王作大姬壶”，《书》有“吕命王享国百年，旄荒”。《书·吕刑》：“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史记》云：“甫侯言于王。”郑云：“吕侯受王命入为三公。”此皆求其文理不可解而强解之辞。吕命王，固不可解作王命吕。如以命为吕王之号，如周昭王之类，则文从字顺矣。且吕之称王，彝器有证。《吕刑》一篇王曰辞中，无一语涉及周室之典，而神话故事皆在南方，与《国语》所记颇合。是知《吕刑》之王，固吕王，王曰之语，固南方之遗训也。引《吕刑》者，墨子为先，儒家用之不见于《戴记》之先，《论语》《孟子》绝不及之。此非中国之文献儒家之旧典无疑也。然后来吕之世系是否出之太公望，则不可知，其为诸姜则信也。
雒邑之形势，至今日犹有足多者，在当年实为形胜之要地，同人据之以控南方东方之诸侯者也。齐、燕、鲁初封于此，以为周翰，亦固其所。循周初封建之疆，南不逾于陈、蔡，毛郑所谓文王化行江汉者，全非事实。开南国者召伯虎也。东方者，殷商之旧，人文必高，而物质必丰。平定固难，若既平定之后，佐命大臣愿锡土于其地，以资殷富，亦理之常。夫封邑迁移，旧号不改，在周先例甚多，郑其著者。鲁燕移封，不失旧号。吕以新就大国，定宅济水，乃用新号，此本文之结论也。
[1]去年游开封时，南阳张嘉谋先生告我。
[2]见《诗·王风·扬之水》。
[3]见顾亭林《原姓》。
二、周初东向发展之步骤
春秋战国之际，封建废，部落削，公族除，军国成，故兼并大易。然秦自孝公以来，积数世之烈，至始皇乃兼并六国，其来犹渐，其功犹迟。若八百年而前，部落之局面仍固，周以蕞尔之国，“壹戎殷而天下定”，断乎无是理也。故周之翦服时夏，安定东土，开辟南国，必非一朝之烈，一世之功。言“壹戎殷而天下定”者，诰语之修词；居然以为文武两代即能化行江汉、奠定东夷者，战国之臆说，汉儒之拘论耳。《诗》《书》所载，周之成功，非一世也，盖自大王至宣王数百年中之功业。若其步骤，则大略可见：其一为平定密、阮、共，此为巩固豳岐之域。二步为灭崇而“作邑于丰”，于是定渭南矣。三步为断虞芮之讼，于是疆域至河东矣。四步为牧野之战，殷商克矣。五步为灭唐，自河东北上矣。六步为伐奄，定淮夷。七步为营成周。以上一二三为文王时事，四五为武王时事，六七为周公时事。至于论南国之疆域，则周初封建，陈蔡为最南。昭王南征而不复，厉宣之世，徐蛮等兵力几迫成周，金文中有证。大定南服，召虎之力为大。此其大略，其详不可得而考，所谓“书缺有间”者也。
三、周公之事功
周公之在周，犹多尔衮之在后金。原武王虽能平殷，而不能奠定其国。武王初崩之岁，管、蔡流言，武庚以淮夷叛，此其形势之危急，有超过玄烨既亲政后，吴三桂等之倒戈而北。盖三藩之叛，只是外部问题，周公时之困难，不仅奄淮，兼有三叔。此时周公在何处用兵，宜为考求。《诗》《书》所记，只言居东，未指何地为东。然武王渡河，实由盟津，牧野之战，在商北郊。是周人用兵商都，先自南渡河而北，又自西北压之向东南也。后来康叔既封于卫[1]，卫在今黄河北，微子犹得保宋。宋在今黄河南。卫域实殷商之旧都，宋域乃临于淮夷，则周公用兵当经卫之一路。其成功后乃能东南行，而驱商人服象于东夷也，[2]且周公之胤所封国中，凡胙邢三国皆邻于卫。据此可知周公东向戡定所及。奄在今山东境，当春秋时介于齐鲁，此当为今泰山南境。周兵力自卫逼奄，当居今河北省濮阳、大名等县，山东省茌博聊濮等县境，此即秦汉以来所谓东郡者也。东郡之名原于何时，不可考。《史记》以为秦设，然秦开东土，此非最先，独以此名东，或其地本有东之专名，秦承之耳，此一区域必为周公屯兵向奄之所，按之卫邢胙封建之迹，及山川形势而信然。且此地后来又有东郡之号，则此为周初专名之东，实可成立之一说也。余又考之《逸周书·作雒解》，然后知周公所居之东为专名，更无疑义。《作雒解》曰：“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东。”此则东为国名，必袭殷商之旧。所谓东者，正指殷商都邑而言，犹邶伯之北，指殷商都邑而言也。大小之别，每分后先，罗马人名希腊本土曰哥里西，而名其西向之殖民地一大区域曰大哥里西（MagnaGrecia）。名今法公西西境曰不列颠，而名其渡海之大岛曰大不列颠（MagnaBritannia）。则后来居上，人情之常。小东在先，大东在后，亦固其宜。据《鲁颂》之词，荒大东者周公之孙，地乃龟蒙，则周公戡定之东，当是小东，地则秦汉以来所谓东郡者也。兹更表以明之：
中华民国十九年二月北平
原载1930年5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
[1]吾友顾颉刚先生谓康叔之封应在武王之世。《大诰》乃武王即位之诰，《康诰》亦武王之词。案：宁王一词。既由吴大澂君定为文王，此数篇中曾无一语及武王者，其为武王之诰无疑也。
[2]见《吕氏春秋·古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