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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张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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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篇文章的重心是在“谋定”。虽是纸上谈兵,倒也慷慨激昂。

    张之洞主张分新疆、吉林、天津三处设防,责成李鸿章破敌,他振振有词地说:“李鸿章高勋重寄,岁縻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

    西洋挠我政权,东洋思启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

    无论我之御俄,本有胜理,即或疆场之役,利钝无常,臣料俄人虽战,不能越嘉峪关,虽胜,不能薄宁古塔,终不至掣动全局。

    这时回疆新定,士气奋发,所以主战的不只张之洞,翰林、御史纷纷上奏,意气风发,自在意料之中。

    谈这件事的奏折,一下子有十几件之多,而且都是长篇大论,征引今古。

    慈禧太后相当辛苦,慈安太后帮不了她的忙,只有深宵灯下,在李莲英悄然侍立之下,一个人仔仔细细地从头看到底。

    尽管慈禧太后对处理政务,已学会了少动感情、出以冷静的要诀,但看来看去是那些理直气壮、大张挞伐的语句,内心不免也有些激动。

    洋人的铁甲兵船,诚然是利器,但在陆路上亦未见得不能一拼,而况左宗棠斗志既盛,士气亦旺,张之洞的条陈,似乎有些道理。

    她心里不断这样在冲动,但跟洋人开仗,到底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所以始终不敢轻下决心。看得倦了,坐得累了,想得也烦了,放下奏折,揉揉眼站起身来,想舒散舒散筋骨和心思。

    李莲英是一直在注视着她的动态的,这时便赶紧去绞了一把热手巾来伺候她擦脸,接着端来了一碗燕窝粥,关切地建议:“主子早点儿安歇吧!”

    “哀家问你,”慈禧太后忽然说道,“你看,跟俄国人能不能开仗?”

    李莲英微吃一惊,退后一步,垂手躬身:“这是国家大事。奴才不懂,更不敢瞎说。”

    “说说也不要紧。”

    “奴才真的不明白。”李莲英答道,“主子何不问问七爷?”

    这是个好主意!慈禧太后心想,这些折子如果交到军机处,恭亲王一定不以为然,还是得交内阁会议。如果议决要跟俄国人开仗,少不得起用醇亲王拱卫京畿,让他参与内阁会议,先了解了解大家的意见也好。

    于是还有几个折子也不看了,第二天召见军机,当面指示了处理办法,而且指定醇亲王参加会议。

    清议激昂,是恭亲王早就听说了的,只是想不到群情愤慨到这样的地步!而且所说的话,仿佛是预先约定了似的,一是不惜与俄国周旋到底,二是诛崇厚以谢天下。

    大致看完了那些触目惊心的奏折,恭亲王觉得有句话不能不说了,“舆论如此,要想硬压是不行的了。现在得先想法子平大家的怨气。”

    他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换了我也是,这口怨气不出,逼得往打的路上走,后患无穷。”

    “是!六爷的话一针见血。”沈桂芬很见机地说,“崇地山罪有应得!不如先请旨吧。”

    慈禧太后立刻批准。

    处理的经过,相当机密,等折片交了下来,立刻封交刑部尚书潘祖荫。打开来一看,他吓了一大跳。

    “崇地山糟了!”他顿足长叹,心里在想,只怕性命难保!因为看样子非打不可,一打起来则非杀崇厚,不然不足以激励士气。

    “既然如此,你们预备吧!”潘祖荫看着司官说,“崇大人崇厚,奉旨‘拿问’。”

    司官同声答应,提牢厅主事去预备“火房”,好安顿犯官,直隶司郎中点了四名皂隶,跟着潘祖荫和文煜,直投崇厚家。

    崇厚已经得到沈桂芬的通知,青衣小帽,正在待罪,听得门上一报,叫开中门迎接。

    潘祖荫以刑部堂官,将要审问崇厚的身份,只说了句:“就走吧!”

    于是在家人泪眼汪汪凝视之下,崇厚被“拿”。坐着刑部派来的骡车,往南而去。

    十二月二十六下午王公大臣在总理衙门会议,未议之前,先看“上头”交下来的折件。言路广开,又是这种人人可以发抒忧时爱国伟论的大题目,所以京官中凡是关心时局而又拿得出见解的,以上折“言俄事”为时髦。

    官小的照例由本衙门堂官代奏,慈禧太后也看不了那许多,一概发交军机处,由总理衙门并议具奏。

    因此,这天三五成群,一面并头看折,一面议论纷纷,乱了好一阵,才得静下来。主持会议的恭亲王便说:“今日之会,不谈和战大计,只谈改议俄约。总署拟了个稿子在这里,请各位看看!”

    总理衙门的建议是,另派使臣,改议条约。这也是正办,大家都无话说。只是奉旨参与会议的张之洞是例外,他说另派使臣,有辱国体,不妨叫驻俄参赞,署理公使的邵友濂,先探一探俄国的意向,再作道理。

    “电保往来,大费周折,也怕电保中说不清楚。”

    恭亲王从容说道,“事不宜缓,就是另派使臣,到俄国京城,也得两三个月的工夫,不知开议何日。我看,就这样办吧!”

    张之洞虽有许多议论要发,无奈孤掌难鸣,而且也不愿过于跟恭亲王抗争,终于在奏稿上署了名。无形中等于代表清流,赞成和平了结。

    总理衙门的会议一散,随即在恭王府又有另一个会议,商量另派使臣的人选。这又是一个难题,要将崇厚已画了押的条约推翻,改立新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清议如此愤慨激烈,谁也不肯担此辱国的罪过。

    而况俄国在万里以外,苦寒之地,又值隆冬,这趟辛苦,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因而在现在够资格持节奉使的官员中,一个一个地数。怎么样也找不出适当的人选。

    最后还是沈桂芬想到一个人,光绪四年出使英国的曾纪泽。(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