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执老父棒打鸳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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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多慈在《孙多慈描集》的“述学”中有讲:然后知吾父为吾讲“动心忍性”之有因也。非此者,吾几于不能自持。虽然中间“几欲致疑孟子性善之章。”但最终还是从中受到启发—一怅然以悲,毅然以起,誓欲于虚伪、偏私、残酷、险诈、猜忌、刻薄之中,求善求真求美。傥使风雨雷霆,供我驰驱,大海波涛,为我激荡;宇宙之大,人情之变,融冶之洪炉也,将欲避其烈焰,突火而出,反身而现,此至繁极赜不可思议之造物,令入我笔端,出我腕底,强使吾艺状其博大,状其雄奇,状其沉郁,状其壮丽,状其高超,状其秀曼。吾之意志,于以坚强;吾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与天地无终极,随文运以回旋者,盖古往今来怀宏愿者之所以事事,终不以吾之小而抉弃也。人固可言其不知量,但吾所以答吾贤父母良师友殷切之期望者,固无他道,抑自定其为生涯者也。这种父亲教导的“动心忍性”深入孙多慈的骨髓。可以说,父亲对徐悲鸿和孙多慈之间关系的反对是孙多慈下决定的一个初因,但最致命的,是孙多慈弟弟的意外去世。
父亲孙传瑷喝了一天的闷酒,之后衣服也不脱,倒在床上就睡。这一睡就是三天三夜,第四天起来时,他整个人都瘦脱了形,下巴上的胡子也生得老长。孙多慈有些怕与他对视,在她看来,父亲此时的精神状态比在老虎桥监狱时还要差许多倍。
这个画面一直凝固在当时还是旁读生的孙多慈脑海,如同电影,直至他们的感情大公于世,直至家人要她结婚。这时的孙多慈又不得不考虑和徐悲鸿之间的事情。所有交往的细节如影画戏,在她脑子里一帧不少地过了一遍。年龄的差距,徐悲鸿妻子不屑一顾的眼神,还有徐悲鸿膝下那一双儿女,她觉得委屈,她也意识到他们之间似乎太不现实了。
与此同时,她的父亲孙传瑗也为徐悲鸿和自己女儿之间沸沸扬扬的事情担忧。徐悲鸿年纪大,无所谓;徐悲鸿有妻子,无所谓;徐悲鸿有一双儿女也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女儿喜欢,女儿幸福。但是……在他眼里,徐悲鸿就是一位花花公子,有妻子还和自己的女儿之间产生感情,这就是对他现在的家庭缺少男人应有的责任。他不相信这样一个男人会给女儿带来幸福。
毕竟,大家族出来的孙传瑷骨子里还是较封建、守旧,或许他从心底也在抵触自己的女儿找这样一个男人,即便他在画画这个领域有着不俗的建树,他也不愿看到这一幕的发生。
1935年,孙多慈大学毕业后,家人不放心她继续待在南京,把她接回安庆,在安徽省立女中当老师。
那时候的陆汉民正在读初二,经常和表姐在一起。陆汉民说:“那时候,我很少看到表姐开心,常常郁郁寡欢,有时候还偷偷流泪。
陆汉民说,1935年暑假里,徐悲鸿瞒着蒋碧微,偷偷到过安庆一次,这一点,许多徐悲鸿研究者也不清楚,而陆汉民却见证了这一次徐悲鸿和孙多慈的最后会面。
徐悲鸿托自己的学生、孙多慈的同学李家应帮忙。一次吃饭的时候,李家应把徐悲鸿来安庆的事情向孙家人说了,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瑷当即一拍桌子,扔了筷子说,“不许进门!”
当时也坐在一旁吃饭的陆汉民记得,倒是姑妈发了慈悲,劝说姑夫,“既然徐老师都来安庆了,就让他和孙多慈见面吧!”
最终孙传瑗同意了,但条件是,徐悲鸿不能跨人孙家的大门。后来,徐悲鸿和孙多慈终于在安庆的菱湖公园见了面。
孙多慈的母亲不放心,叫陆汉民跟着去,在一旁“监视”他们俩。
到了菱湖公园,有情人终于见面,自然是情意绵绵。陆汉民闪到一边,只见二人抱头痛哭,临别时孙多慈伏在徐悲鸿肩头,不忍离去,徐悲鸿也流出了眼泪,连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70多年过去了,当日的细节,陆汉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记得最清晰的是徐悲鸿临走时对她说的一句话:“小妹,你要记住,你的表姐永远是最美丽的!”佳人离去后,徐悲鸿跟蒋碧微的关系也日趋紧张,徐悲鸿干脆一走了之,远赴广西桂林,各自品味分离之苦。许多年来,无论当事人还是局外人,都把徐悲鸿和孙多慈没能走到一起,分道扬镳的罪责归咎于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瑷,这个在徐悲鸿眼里“面貌似为吾前身之冤仇”的老人,因为他的固执和偏见造成了这场悲剧,这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缘由:孙多慈长大了。
1936年,孙多慈专程从安庆赶到南京,与徐悲鸿做了个“十年之约”:十年之内,孙多慈将出门独闯世界,双方各自奋斗,互不通信,用孙多慈的话说,那就是“十年,你也有个了断,我也有个结果”。她希望在形式上离开徐悲鸿的庇护,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从而堵住所有的流言飞语。
显然这个约定最终不了了之,十年后的他们早已天各一方。
而在这十年间,说是独立成长,徐悲鸿还是为孙多慈鞍前马后,不遗余力。
为了既解决孙多慈经济上的问题,又照顾孙多慈的自尊心。徐悲鸿自己出资,找好友出面购买孙多慈的画作。
随着时势动荡,孙多慈一家谋生已经都很困难。她只好写信给徐悲鸿,表达自己希望能去桂林。徐悲鸿马上将孙多慈一家子接到桂林。
据说有算命先生曾给徐悲鸿算过一卦,说他应该有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在前世是一男一女,女的遭到男的抛弃,这生是来索债的,所以这两个女人是上辈子的冤家。算命先生还说这两个女人都不是徐悲鸿生命里最终的女人。
学习新学的徐悲鸿不信半仙的这些言语,在他认为,只要解决了孙多慈的问题,温顺如小猫般的孙多慈一定会投入他的怀抱。
他甚至还在报上登了启事:鄙人与蒋碧微女士久已脱离同居关系,彼在社会上一切事业由其个人负责,特此声明。
为了八年的苦恋修成正果,他彻底不顾蒋碧微的感受。
徐悲鸿此举也是无奈之下的计策,假如他再不行动,孙多慈可能就不再属于他。并随后托其朋友沈宜甲先生去找孙父提亲。不料本来胸有成竹的沈先生却被孙老先生骂了个狗血喷头,给撵了出来。
当时在好朋友李家应的介绍下,孙多慈已经和许绍棣(孙多慈的丈夫,后文有详细介绍)有书信来往。这个男人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兼国立英士大学的校务委员会主任,死了妻子,留下三个孩子,曾经传出与郁达夫妻子王映霞的绯闻。恰恰是王映霞托李家应从中牵线做媒,希望成就许、孙之间的姻缘。
在最后的节骨眼上,孙多慈没有答应徐悲鸿,而是随父亲一起投奔了浙江丽水的那个教育厅厅长,给徐悲鸿留下了一个温婉、简约的背影。
孙多慈在《孙多慈描集》的“述学”中有讲:然后知吾父为吾讲“动心忍性”之有因也。非此者,吾几于不能自持。虽然中间“几欲致疑孟子性善之章。”但最终还是从中受到启发—一怅然以悲,毅然以起,誓欲于虚伪、偏私、残酷、险诈、猜忌、刻薄之中,求善求真求美。傥使风雨雷霆,供我驰驱,大海波涛,为我激荡;宇宙之大,人情之变,融冶之洪炉也,将欲避其烈焰,突火而出,反身而现,此至繁极赜不可思议之造物,令入我笔端,出我腕底,强使吾艺状其博大,状其雄奇,状其沉郁,状其壮丽,状其高超,状其秀曼。吾之意志,于以坚强;吾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与天地无终极,随文运以回旋者,盖古往今来怀宏愿者之所以事事,终不以吾之小而抉弃也。人固可言其不知量,但吾所以答吾贤父母良师友殷切之期望者,固无他道,抑自定其为生涯者也。这种父亲教导的“动心忍性”深入孙多慈的骨髓。可以说,父亲对徐悲鸿和孙多慈之间关系的反对是孙多慈下决定的一个初因,但最致命的,是孙多慈弟弟的意外去世。
父亲孙传瑷喝了一天的闷酒,之后衣服也不脱,倒在床上就睡。这一睡就是三天三夜,第四天起来时,他整个人都瘦脱了形,下巴上的胡子也生得老长。孙多慈有些怕与他对视,在她看来,父亲此时的精神状态比在老虎桥监狱时还要差许多倍。
这个画面一直凝固在当时还是旁读生的孙多慈脑海,如同电影,直至他们的感情大公于世,直至家人要她结婚。这时的孙多慈又不得不考虑和徐悲鸿之间的事情。所有交往的细节如影画戏,在她脑子里一帧不少地过了一遍。年龄的差距,徐悲鸿妻子不屑一顾的眼神,还有徐悲鸿膝下那一双儿女,她觉得委屈,她也意识到他们之间似乎太不现实了。
与此同时,她的父亲孙传瑗也为徐悲鸿和自己女儿之间沸沸扬扬的事情担忧。徐悲鸿年纪大,无所谓;徐悲鸿有妻子,无所谓;徐悲鸿有一双儿女也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女儿喜欢,女儿幸福。但是……在他眼里,徐悲鸿就是一位花花公子,有妻子还和自己的女儿之间产生感情,这就是对他现在的家庭缺少男人应有的责任。他不相信这样一个男人会给女儿带来幸福。
毕竟,大家族出来的孙传瑷骨子里还是较封建、守旧,或许他从心底也在抵触自己的女儿找这样一个男人,即便他在画画这个领域有着不俗的建树,他也不愿看到这一幕的发生。
1935年,孙多慈大学毕业后,家人不放心她继续待在南京,把她接回安庆,在安徽省立女中当老师。
那时候的陆汉民正在读初二,经常和表姐在一起。陆汉民说:“那时候,我很少看到表姐开心,常常郁郁寡欢,有时候还偷偷流泪。
陆汉民说,1935年暑假里,徐悲鸿瞒着蒋碧微,偷偷到过安庆一次,这一点,许多徐悲鸿研究者也不清楚,而陆汉民却见证了这一次徐悲鸿和孙多慈的最后会面。
徐悲鸿托自己的学生、孙多慈的同学李家应帮忙。一次吃饭的时候,李家应把徐悲鸿来安庆的事情向孙家人说了,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瑷当即一拍桌子,扔了筷子说,“不许进门!”
当时也坐在一旁吃饭的陆汉民记得,倒是姑妈发了慈悲,劝说姑夫,“既然徐老师都来安庆了,就让他和孙多慈见面吧!”
最终孙传瑗同意了,但条件是,徐悲鸿不能跨人孙家的大门。后来,徐悲鸿和孙多慈终于在安庆的菱湖公园见了面。
孙多慈的母亲不放心,叫陆汉民跟着去,在一旁“监视”他们俩。
到了菱湖公园,有情人终于见面,自然是情意绵绵。陆汉民闪到一边,只见二人抱头痛哭,临别时孙多慈伏在徐悲鸿肩头,不忍离去,徐悲鸿也流出了眼泪,连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70多年过去了,当日的细节,陆汉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记得最清晰的是徐悲鸿临走时对她说的一句话:“小妹,你要记住,你的表姐永远是最美丽的!”佳人离去后,徐悲鸿跟蒋碧微的关系也日趋紧张,徐悲鸿干脆一走了之,远赴广西桂林,各自品味分离之苦。许多年来,无论当事人还是局外人,都把徐悲鸿和孙多慈没能走到一起,分道扬镳的罪责归咎于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瑷,这个在徐悲鸿眼里“面貌似为吾前身之冤仇”的老人,因为他的固执和偏见造成了这场悲剧,这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缘由:孙多慈长大了。
1936年,孙多慈专程从安庆赶到南京,与徐悲鸿做了个“十年之约”:十年之内,孙多慈将出门独闯世界,双方各自奋斗,互不通信,用孙多慈的话说,那就是“十年,你也有个了断,我也有个结果”。她希望在形式上离开徐悲鸿的庇护,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从而堵住所有的流言飞语。
显然这个约定最终不了了之,十年后的他们早已天各一方。
而在这十年间,说是独立成长,徐悲鸿还是为孙多慈鞍前马后,不遗余力。
为了既解决孙多慈经济上的问题,又照顾孙多慈的自尊心。徐悲鸿自己出资,找好友出面购买孙多慈的画作。
随着时势动荡,孙多慈一家谋生已经都很困难。她只好写信给徐悲鸿,表达自己希望能去桂林。徐悲鸿马上将孙多慈一家子接到桂林。
据说有算命先生曾给徐悲鸿算过一卦,说他应该有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在前世是一男一女,女的遭到男的抛弃,这生是来索债的,所以这两个女人是上辈子的冤家。算命先生还说这两个女人都不是徐悲鸿生命里最终的女人。
学习新学的徐悲鸿不信半仙的这些言语,在他认为,只要解决了孙多慈的问题,温顺如小猫般的孙多慈一定会投入他的怀抱。
他甚至还在报上登了启事:鄙人与蒋碧微女士久已脱离同居关系,彼在社会上一切事业由其个人负责,特此声明。
为了八年的苦恋修成正果,他彻底不顾蒋碧微的感受。
徐悲鸿此举也是无奈之下的计策,假如他再不行动,孙多慈可能就不再属于他。并随后托其朋友沈宜甲先生去找孙父提亲。不料本来胸有成竹的沈先生却被孙老先生骂了个狗血喷头,给撵了出来。
当时在好朋友李家应的介绍下,孙多慈已经和许绍棣(孙多慈的丈夫,后文有详细介绍)有书信来往。这个男人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兼国立英士大学的校务委员会主任,死了妻子,留下三个孩子,曾经传出与郁达夫妻子王映霞的绯闻。恰恰是王映霞托李家应从中牵线做媒,希望成就许、孙之间的姻缘。
在最后的节骨眼上,孙多慈没有答应徐悲鸿,而是随父亲一起投奔了浙江丽水的那个教育厅厅长,给徐悲鸿留下了一个温婉、简约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