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达芬奇的哭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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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只是它这个定价权不是用自己的品牌，还是用国际品牌。王牧笛：我们不是一直在说抄袭是创新的基础吗？就跟我们小学生写作文一样，都要读小学生作文的范文，先抄袭，再自己写文章。我们以前经常说的“微笑曲线”，是说我们是在制造这个环节，人家是定价权、销售权。我们倒过来了，我们是“哭泣曲线”，我们把制造看得特别重，其他两头比较低。所以为什么说达芬奇“创新”呢，是因为达芬奇在努力地把这个“哭泣曲线”变过来，翻转成“微笑曲线”。王福重：我觉得在中国创新的唯一表现就是山寨，山寨就是一种排列组合。而日本是真的有技术创新的，这个教授有研究。创新跟山寨的区别是什么呢？创新就在于想做长远，想注入它的灵魂，就是想把它真正新的东西加进去。比如说汽车的安全气囊，这是日本人的贡献；还有把东西做得小了，并不只是数量上的东西。所以说，中国人的思维是一种量变的思维，到质变这一步的时候，他就害怕，比如《庄子》里说“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事不竭”，他只知道万世不竭。可能他也知道极限，可就是弄不出极限的概念。中国的道士们炼丹，其实这里面是有化学的，可是它就是产生不了化学。我们早就有鞭炮了，但就像鲁迅说的，我们是拿它来敬鬼和人的，而西方却在这个基础上发明了真正的火药。所以咱们就是不会那种真正的创造。其实创新的本质是一种创造。
郎咸平：这个创造是很重要的。我们常常说日本是靠抄袭起家的，我们完全搞错了。日本早在1957年就有《出口商品检查法》，其中有一条就是“保证国内产品不是西方同类产品的完全复制”，就是说它要求创新，对于抄袭不吝打击。比如说日本的尼康，它在1957年的主力单反照相机是SP3，看起来很像德国莱卡的N3，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宽大的水平观察窗，能更好地满足经验丰富的专业摄影师对高科技的追求，这就是创新。但像这种创新，我们国内都没有的。王福重：我们的创新是这样的，有一个饮料叫红牛的，还有一个饮料叫红午，中午的“午”，商场就把它们放在一块儿了。我们都是这样子的“创新”，这是一种欺骗。
郎咸平：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也不笨，为什么没有创新呢？王福重：如果说是不笨的话，我说得好听一点吧，也绝不聪明。好比我们现在生活中所用的东西，什么电脑、笔记本、手机等等这些东西，有哪一个是我们发明的？基本没有。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最近这几百年来，甚至更长时间，我们没有给人类做出任何有创造性的贡献。如果没有中国人，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恐怕还是这样，但如果没有美国人，没有比尔·盖茨，世界就不是这样了。就是因为我们不保护知识产权，不尊重创造性劳动。
郎咸平：我们写的书大部分也都是在地摊上卖，我们基本是没有版权的。搞笑的是很多人还说这个方法很好，可以解决就业问题，同时可以增加你的销路，增加一点知名度。可是他们没有看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保护知识产权，会给我们国家造成多少损失吗？我们做了一个计算，一个价值一万亿的文化产业，现在只剩两千亿了；一个价值一千亿的电影市场，现在只价值一百亿。我们不尊重知识产权的结果，使得中国损失2000万个高科技的职位。那如果我们尊重呢，中国的高科技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值就会十倍百倍地增加，两千万的就业岗位就回来了，这可以让多少的大学生就业！我们的大学生现在能够去哪里？到政府机关做事、到银行做事，都是非常传统的行业。我请问你，我们有多少学生能够去文化创意产业？2000万的就业岗位就这样没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容忍抄袭，我们不尊重创新，使得我们把中国这么多年来的创造力全部毁灭掉。王牧笛：而且这种不尊重知识产权或者扼杀创造力的行为会导致我们中国的品牌越来越沦丧。意大利媒体说，这次达芬奇事件让他们发现中国人对意大利品牌的追捧程度甚至超过了意大利人。而且这个反讽在于达芬奇本来是文艺复兴的一个象征，意味着创造力，可是我们这个达芬奇是抄袭，或者说是做了一个假洋鬼子。而且现在的中国人还没来得及反思呢，意大利先反思了，意大利有个主要的经济媒体叫《24小时太阳报》，它说达芬奇这件事情应该成为意大利的重要新闻，因为达芬奇的质量已经被证明存在问题了，那我们真正的意大利出口商们就应该行动，共同维护对华出口产品的质量，如果意大利产品不能够保证自己的质量，意大利的品牌价值就会崩盘。它先自危起来了。
郎咸平：我们没有这个危机意识，自我感觉还都挺好的。王福重：我说两点，一个就是我们之所以认为中国人聪明，是因为过去我们有一些发明，但其实我们过去的发明没有一个是科学发明，比如数学、物理学、化学，这些都不是我们的。我们的发明都是比较低层次的技术发明，四大发明，我们五千年发明四个。另外一点我要说的是私有产权制度，包括保护创造发明者的知识产权，这些是为什么科学会比较早地昌明在西方的重要原因，正是因为它有这一套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才有了源源不断的发明。再看看我们，基本上每个人都在用盗版软件，这是一种什么心态？所以说我们恐怕都是要检讨的。
郎咸平：一个容忍抄袭、不尊重创新的民族，它的产业升级一定会失败。想想看，你往哪儿升，怎么升？所以我很担心。达芬奇事件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可怕的真相，那就是一个产业链的危机。什么危机呢，就是我们中国这些传统制造业可能没有办法更上一层楼，我们就到此停住了，这是我感到的最大最大的危机。王牧笛：因为知识产权构成了横亘的一个大山。
“兔子”如何成为“骆驼”
中国的企业跟西方的企业有个区别，中国企业像兔子，西方企业像骆驼。骆驼是有目标的，它持之以恒地、脚踏实地地往前走。兔子叫狡兔三窟，而且现在越来越体现出一个特点，就是哪个地方近，它就在哪个地方建个窟。
郎咸平：你注意到没有，达芬奇家具能够卖给这么多有钱人，也就是说很多有钱人，包括一些企业家拿那么多钱，花比欧美还要贵三到五倍的价格去买这种仿造的家具。还有最近疯狂奢侈品、艺术品、古董，都是谁造成的？还是这批买达芬奇家具的人造成的。这些钱都流入楼市、股市、汽车、奢侈品、艺术品、古董、达芬奇家具，这是什么模式？这不是我们这么多年来所追求的日本、韩国、美国、中国台湾模式，而是中国香港模式。透过达芬奇事件我们发现我们所谓的有钱人，尤其是企业家沦丧到炒楼、炒股、玩古董、玩字画这个地步了，这就是标准的香港模式。我们可以为之一哭，达芬奇事件所显示的是中国制造业已经没有转型升级的可能了，更让人担心的是，我们不但不创新，还拿这些钱浪费在一些奢侈品上。王牧笛：这种制度的土壤和市场环境之下，对于制造业的企业家来讲，既然假的这么有市场，这么赚钱，那谁还做真的呢？所以有学者评论说，中国跟西方的企业有个区别，中国企业像兔子，西方企业像骆驼。骆驼是有目标的，它持之以恒地、脚踏实地地往前走。兔子叫狡兔三窟，而且现在越来越体现出一个特点，就是哪个地方近，它就在哪个地方建个窟。
郎咸平：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香港模式，所以我们很遗憾的，我们已经不会走入日、韩、中国台湾模式了，我们走入了香港模式。王牧笛：而且这种兔子还特别多。因为媒体都在追问谁会是达芬奇第二，我就查了一下，这一查，了不得，还有挺多的达芬奇，比如说卡姿兰，大眼睛卡姿兰，它号称是法国品牌，我查了一下，发现就是我们广州的土特产；杰士邦的安全套，他说自己具有英伦的血统，后来发现也不是那么回事。还有之前曝光的施恩奶粉，满大街都是的加州牛肉面。
郎咸平：加州自己都没有这种面。王福重：所以现在它已经改名叫李先生了。王牧笛：因为有达芬奇在前了，这个加州牛肉面的老板自己跑美国注册了一个公司，然后再回来，也成了在美国留过洋的。
郎咸平：也是“一日游”，是美国“一日游”，跟达芬奇一样的水平，本质都是一样的。王福重：其实我没有郎教授那么悲观。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已经一体化了，创新很难，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在这几十年里是光投入，没有产出。中国人可不喜欢这样，中国人喜欢立竿见影，就像高铁一样，马上就要开通。而且，现在是个技术很容易扩散的时代，你比如说新技术的手机今年刚出来，明年就全世界扩散，所以说所有的高科技产业最后都会变成劳动密集型产业。你看联想把IBM都吃了，它是高科技，但它同时也是劳动密集型的，最后生产这个东西的主要成本就是劳动力，中国就是人多。而且中国人还有一点，虽然不擅于创造，但是擅于学习，什么高科技的东西，一看我就看懂了，我就可以山寨了，这个是中国人很可怕的地方。
郎咸平：但是利润特低。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这样下去，我们就永远没有垄断定价权，到最后就是刚刚王牧笛讲的，走到制造业的最低端，仅仅成了一种成本的竞争。王福重：所以，正是在这个大环境下，达芬奇想出来这一招，我光在这个最低端不行，我得整点高端的。王牧笛：光抄袭不行。达芬奇只是替郭美美扛了黑锅，被《每日质量报告》曝出来了。其实之前有达芬奇前传，比如说欧典地板，当时也炒得非常热闹，它说自己是德国血统，后来发现也不是。还有更早的，乔丹这个品牌，其实它就是福建晋江的一个小鞋厂，在国内注册了乔丹商标，而后赶上乔丹退役，延续了乔丹的余威，所以乔丹是比达芬奇老人家更早地进入国内的。
郎咸平：我们刚才讲的这种现象不但过去有、现在有，未来还会更多，因为问题根本就没有解决，是我们的产业链危机，加上我们根本就不尊重知识产权。王牧笛：而且质监部门是缺位的，知识产权又是盲点，再加上您刚才说的产业链危机，很可怕的。王福重：我觉得达芬奇这个事情比起我们学术界的抄袭，要好多了。你想想看，不热爱科学的人混在大学和科研院所里，他们可能还不如达芬奇呢。
郎咸平：大学还有规定说要几篇论文才能评什么职称，你看那些教授都成了体力劳动。
王福重：对。如果你做一个论文，我就认为你得为人类认识世界增添新知识。如果你只是说把别人的看懂，或者是看懂了一部分，然后自己改换头面地弄了一个，现在大部分人都这么干，那这就比达芬奇的危害大得多。王牧笛：没错，现在连我们主持人评个级别也要写论文，我现在也摇身一变，成了“科研工作者”，我最近准备了一个选题，叫“论《财经郎眼》的王老师、郎教授和我本人的谈话场”。王福重：我觉得我们要超越，做到像您说的产业链的高端的话，我们的整个系统都要变化，好比说大学就像个大学，你必须让那些对科学精神有敬畏的人，有兴趣的人，而不是那些对权力有兴趣的人，到大学、科研院所里工作。
郎咸平：你讲得很对，就是说大学就要像大学，幼儿园像幼儿园，教授要像教授，企业家像企业家。现在我们基本都不太像。政府像政府，政府应该做你政府的工作，我们现在搞成什么样了？政府像企业，企业倒搞得像政府。王福重：当各按其位的时候，我们一定能够做出东西来。王牧笛：所以我们不妨做一句话的总结，就是各按其位，各干其事，各事其事。
郎咸平：只是它这个定价权不是用自己的品牌，还是用国际品牌。王牧笛：我们不是一直在说抄袭是创新的基础吗？就跟我们小学生写作文一样，都要读小学生作文的范文，先抄袭，再自己写文章。我们以前经常说的“微笑曲线”，是说我们是在制造这个环节，人家是定价权、销售权。我们倒过来了，我们是“哭泣曲线”，我们把制造看得特别重，其他两头比较低。所以为什么说达芬奇“创新”呢，是因为达芬奇在努力地把这个“哭泣曲线”变过来，翻转成“微笑曲线”。王福重：我觉得在中国创新的唯一表现就是山寨，山寨就是一种排列组合。而日本是真的有技术创新的，这个教授有研究。创新跟山寨的区别是什么呢？创新就在于想做长远，想注入它的灵魂，就是想把它真正新的东西加进去。比如说汽车的安全气囊，这是日本人的贡献；还有把东西做得小了，并不只是数量上的东西。所以说，中国人的思维是一种量变的思维，到质变这一步的时候，他就害怕，比如《庄子》里说“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事不竭”，他只知道万世不竭。可能他也知道极限，可就是弄不出极限的概念。中国的道士们炼丹，其实这里面是有化学的，可是它就是产生不了化学。我们早就有鞭炮了，但就像鲁迅说的，我们是拿它来敬鬼和人的，而西方却在这个基础上发明了真正的火药。所以咱们就是不会那种真正的创造。其实创新的本质是一种创造。
郎咸平：这个创造是很重要的。我们常常说日本是靠抄袭起家的，我们完全搞错了。日本早在1957年就有《出口商品检查法》，其中有一条就是“保证国内产品不是西方同类产品的完全复制”，就是说它要求创新，对于抄袭不吝打击。比如说日本的尼康，它在1957年的主力单反照相机是SP3，看起来很像德国莱卡的N3，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宽大的水平观察窗，能更好地满足经验丰富的专业摄影师对高科技的追求，这就是创新。但像这种创新，我们国内都没有的。王福重：我们的创新是这样的，有一个饮料叫红牛的，还有一个饮料叫红午，中午的“午”，商场就把它们放在一块儿了。我们都是这样子的“创新”，这是一种欺骗。
郎咸平：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也不笨，为什么没有创新呢？王福重：如果说是不笨的话，我说得好听一点吧，也绝不聪明。好比我们现在生活中所用的东西，什么电脑、笔记本、手机等等这些东西，有哪一个是我们发明的？基本没有。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最近这几百年来，甚至更长时间，我们没有给人类做出任何有创造性的贡献。如果没有中国人，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恐怕还是这样，但如果没有美国人，没有比尔·盖茨，世界就不是这样了。就是因为我们不保护知识产权，不尊重创造性劳动。
郎咸平：我们写的书大部分也都是在地摊上卖，我们基本是没有版权的。搞笑的是很多人还说这个方法很好，可以解决就业问题，同时可以增加你的销路，增加一点知名度。可是他们没有看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保护知识产权，会给我们国家造成多少损失吗？我们做了一个计算，一个价值一万亿的文化产业，现在只剩两千亿了；一个价值一千亿的电影市场，现在只价值一百亿。我们不尊重知识产权的结果，使得中国损失2000万个高科技的职位。那如果我们尊重呢，中国的高科技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值就会十倍百倍地增加，两千万的就业岗位就回来了，这可以让多少的大学生就业！我们的大学生现在能够去哪里？到政府机关做事、到银行做事，都是非常传统的行业。我请问你，我们有多少学生能够去文化创意产业？2000万的就业岗位就这样没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容忍抄袭，我们不尊重创新，使得我们把中国这么多年来的创造力全部毁灭掉。王牧笛：而且这种不尊重知识产权或者扼杀创造力的行为会导致我们中国的品牌越来越沦丧。意大利媒体说，这次达芬奇事件让他们发现中国人对意大利品牌的追捧程度甚至超过了意大利人。而且这个反讽在于达芬奇本来是文艺复兴的一个象征，意味着创造力，可是我们这个达芬奇是抄袭，或者说是做了一个假洋鬼子。而且现在的中国人还没来得及反思呢，意大利先反思了，意大利有个主要的经济媒体叫《24小时太阳报》，它说达芬奇这件事情应该成为意大利的重要新闻，因为达芬奇的质量已经被证明存在问题了，那我们真正的意大利出口商们就应该行动，共同维护对华出口产品的质量，如果意大利产品不能够保证自己的质量，意大利的品牌价值就会崩盘。它先自危起来了。
郎咸平：我们没有这个危机意识，自我感觉还都挺好的。王福重：我说两点，一个就是我们之所以认为中国人聪明，是因为过去我们有一些发明，但其实我们过去的发明没有一个是科学发明，比如数学、物理学、化学，这些都不是我们的。我们的发明都是比较低层次的技术发明，四大发明，我们五千年发明四个。另外一点我要说的是私有产权制度，包括保护创造发明者的知识产权，这些是为什么科学会比较早地昌明在西方的重要原因，正是因为它有这一套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才有了源源不断的发明。再看看我们，基本上每个人都在用盗版软件，这是一种什么心态？所以说我们恐怕都是要检讨的。
郎咸平：一个容忍抄袭、不尊重创新的民族，它的产业升级一定会失败。想想看，你往哪儿升，怎么升？所以我很担心。达芬奇事件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可怕的真相，那就是一个产业链的危机。什么危机呢，就是我们中国这些传统制造业可能没有办法更上一层楼，我们就到此停住了，这是我感到的最大最大的危机。王牧笛：因为知识产权构成了横亘的一个大山。
“兔子”如何成为“骆驼”
中国的企业跟西方的企业有个区别，中国企业像兔子，西方企业像骆驼。骆驼是有目标的，它持之以恒地、脚踏实地地往前走。兔子叫狡兔三窟，而且现在越来越体现出一个特点，就是哪个地方近，它就在哪个地方建个窟。
郎咸平：你注意到没有，达芬奇家具能够卖给这么多有钱人，也就是说很多有钱人，包括一些企业家拿那么多钱，花比欧美还要贵三到五倍的价格去买这种仿造的家具。还有最近疯狂奢侈品、艺术品、古董，都是谁造成的？还是这批买达芬奇家具的人造成的。这些钱都流入楼市、股市、汽车、奢侈品、艺术品、古董、达芬奇家具，这是什么模式？这不是我们这么多年来所追求的日本、韩国、美国、中国台湾模式，而是中国香港模式。透过达芬奇事件我们发现我们所谓的有钱人，尤其是企业家沦丧到炒楼、炒股、玩古董、玩字画这个地步了，这就是标准的香港模式。我们可以为之一哭，达芬奇事件所显示的是中国制造业已经没有转型升级的可能了，更让人担心的是，我们不但不创新，还拿这些钱浪费在一些奢侈品上。王牧笛：这种制度的土壤和市场环境之下，对于制造业的企业家来讲，既然假的这么有市场，这么赚钱，那谁还做真的呢？所以有学者评论说，中国跟西方的企业有个区别，中国企业像兔子，西方企业像骆驼。骆驼是有目标的，它持之以恒地、脚踏实地地往前走。兔子叫狡兔三窟，而且现在越来越体现出一个特点，就是哪个地方近，它就在哪个地方建个窟。
郎咸平：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香港模式，所以我们很遗憾的，我们已经不会走入日、韩、中国台湾模式了，我们走入了香港模式。王牧笛：而且这种兔子还特别多。因为媒体都在追问谁会是达芬奇第二，我就查了一下，这一查，了不得，还有挺多的达芬奇，比如说卡姿兰，大眼睛卡姿兰，它号称是法国品牌，我查了一下，发现就是我们广州的土特产；杰士邦的安全套，他说自己具有英伦的血统，后来发现也不是那么回事。还有之前曝光的施恩奶粉，满大街都是的加州牛肉面。
郎咸平：加州自己都没有这种面。王福重：所以现在它已经改名叫李先生了。王牧笛：因为有达芬奇在前了，这个加州牛肉面的老板自己跑美国注册了一个公司，然后再回来，也成了在美国留过洋的。
郎咸平：也是“一日游”，是美国“一日游”，跟达芬奇一样的水平，本质都是一样的。王福重：其实我没有郎教授那么悲观。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已经一体化了，创新很难，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在这几十年里是光投入，没有产出。中国人可不喜欢这样，中国人喜欢立竿见影，就像高铁一样，马上就要开通。而且，现在是个技术很容易扩散的时代，你比如说新技术的手机今年刚出来，明年就全世界扩散，所以说所有的高科技产业最后都会变成劳动密集型产业。你看联想把IBM都吃了，它是高科技，但它同时也是劳动密集型的，最后生产这个东西的主要成本就是劳动力，中国就是人多。而且中国人还有一点，虽然不擅于创造，但是擅于学习，什么高科技的东西，一看我就看懂了，我就可以山寨了，这个是中国人很可怕的地方。
郎咸平：但是利润特低。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这样下去，我们就永远没有垄断定价权，到最后就是刚刚王牧笛讲的，走到制造业的最低端，仅仅成了一种成本的竞争。王福重：所以，正是在这个大环境下，达芬奇想出来这一招，我光在这个最低端不行，我得整点高端的。王牧笛：光抄袭不行。达芬奇只是替郭美美扛了黑锅，被《每日质量报告》曝出来了。其实之前有达芬奇前传，比如说欧典地板，当时也炒得非常热闹，它说自己是德国血统，后来发现也不是。还有更早的，乔丹这个品牌，其实它就是福建晋江的一个小鞋厂，在国内注册了乔丹商标，而后赶上乔丹退役，延续了乔丹的余威，所以乔丹是比达芬奇老人家更早地进入国内的。
郎咸平：我们刚才讲的这种现象不但过去有、现在有，未来还会更多，因为问题根本就没有解决，是我们的产业链危机，加上我们根本就不尊重知识产权。王牧笛：而且质监部门是缺位的，知识产权又是盲点，再加上您刚才说的产业链危机，很可怕的。王福重：我觉得达芬奇这个事情比起我们学术界的抄袭，要好多了。你想想看，不热爱科学的人混在大学和科研院所里，他们可能还不如达芬奇呢。
郎咸平：大学还有规定说要几篇论文才能评什么职称，你看那些教授都成了体力劳动。
王福重：对。如果你做一个论文，我就认为你得为人类认识世界增添新知识。如果你只是说把别人的看懂，或者是看懂了一部分，然后自己改换头面地弄了一个，现在大部分人都这么干，那这就比达芬奇的危害大得多。王牧笛：没错，现在连我们主持人评个级别也要写论文，我现在也摇身一变，成了“科研工作者”，我最近准备了一个选题，叫“论《财经郎眼》的王老师、郎教授和我本人的谈话场”。王福重：我觉得我们要超越，做到像您说的产业链的高端的话，我们的整个系统都要变化，好比说大学就像个大学，你必须让那些对科学精神有敬畏的人，有兴趣的人，而不是那些对权力有兴趣的人，到大学、科研院所里工作。
郎咸平：你讲得很对，就是说大学就要像大学，幼儿园像幼儿园，教授要像教授，企业家像企业家。现在我们基本都不太像。政府像政府，政府应该做你政府的工作，我们现在搞成什么样了？政府像企业，企业倒搞得像政府。王福重：当各按其位的时候，我们一定能够做出东西来。王牧笛：所以我们不妨做一句话的总结，就是各按其位，各干其事，各事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