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七十五章 国会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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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总统的人选，北域内部各方势力曾经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实际上自从袁隗死后，北域军阀已经分裂为直奉皖三大派系，他们为了争夺北域政府的正统地位，相互之间争权夺利，犹如仇人般针锋相对。
本来三方鼎力，大家还有些收敛，但是自从奉军因为被倭国占据奉天而实力人脉大损，声势暂时弱了下去。如今奉系张作霖刚刚回到冥京城，尽管保住了自己的军队和势力却是元气大伤，短时间内没有争雄北华城的可能。现在北华城中央政府的权利争夺，实际上就是段瑞泉代表的皖系与冯国甫代表的直系之间的斗争。
原本段瑞泉想自己坐这个位置的，可是他不想被别人说成争权夺利，也不想直接面对直系的压力，所以他只是屈就了总理之职。为了打压直系，段瑞泉不肯让直系的人接任总统，所以这个职位就交给了不属于北域也没有了自己根基的黎元洪。当然按照高层的说法，黎元洪原本就是副总统，按照临时约法顺位继任大总统之职。
后来段瑞泉打算借黎元洪为挡箭牌，重新组建独裁政府。但当时国会中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争执焦点，只是围绕对于国家政制究竟依《临时约法》来制定，还是按《新约法》来组织，根本没有人提独裁政治的问题。
有袁隗的前车之鉴，外部又有赵守宏的强大压力存在，段瑞泉只能暂时顺应民意放任国会去选择，结果各政党争论的结果就是遵照孙文海之前制定的临时约法。
段瑞泉接连失算，他只能暂时蛰伏于总理的身份以待后事，同时假惺惺的宣布恢复1912年3月由南华城临时政府所颁布的《临时约法》，并恢复民国元年的官制与国会，实行责任内阁制。虽然表示拥护共和，段祺瑞却并不担心手中权力被瓜分。按照段瑞泉的想法黎元洪根基已失，除了靠向自己别无他法，然而事实上黎元洪却并不听话。
在经过了一番‘法统’问题的争执后，内阁以黎元洪的名义发布申令：“共和政体，首重民意；民意所寄，厥惟宪法；宪法之成，专待国会。我华兰民国国会，自三年一月十日停止以后，时越两载，迄未召复，以致开国五年，宪法未定，大本不立，庶政无由进行，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以协民志而固国本。宪法未定以前，仍遵用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时为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系宪法之一部，应仍有效。”于是责任内阁制的民主共和政体又在形式上建立起来了。
1916年12月1日，国会在北华城正式恢复，称为国会第二期常会。国会重新开会后，冯国甫被选举为副总统，重行审议《天坛宪草》，开始继续制宪。对于此次制宪，各方面人物都表现的异常活跃，希望更能够在后袁隗时代的国会中占得一席之地。
宽广的国会大厅仿佛变身成菜市场，终日充斥着喧闹和嘈杂。议员之间经常因为一点小事而彼此争吵，一时间很有点西大陆民主议会的氛围。但实际上，国会此时已经蜕化，成为各派军阀之间公开争权夺利的场所。
当时的国会之中有着三大派系，这三个派系虽然不是政党，却有政党一样的作用，他们分别是研究系、商榷系和新交通系。
研究系是从民国初年的进步党脱胎的一个政治派系，得名于1916年在北华城成立的‘宪法研究会’，其领袖人物是梁启超、汤化龙，其骨干分子是在1906年的君主立宪运动中曾经跟梁启超合作过的一批官僚士绅。
由于研究系始终想凭借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华兰国，所以曾经在政治上先后依附袁隗、段瑞泉军阀势力而与国大党相对立，如今虽然梁启超前往西部特区任职，核心人物只剩下了汤化龙，但声威却丝毫不减。
商榷系又称宪政商榷会，1916年袁隗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恢复了国会。原国大党议员张继、吴景濂、居正、王政廷等将几个分散的小派系合并组成商榷系，他们在制宪问题上力主以《临时约法》为宪法基础采用两院制，将‘省宪大纲’写入其中，保持西南各省势力，与投靠段瑞泉北域军阀的研究系相对抗，成为当时国会内的一大政治力量。
交通系是北域军阀统治时期，以梁士诒为首的‘旧交通系’和以曹汝霖为首的‘新交通系’等的总称，它既是一个金融财团，又是一个政治派系。1905年，梁士诒被任为帝汉、沪宁铁路总文案。后又担任邮传部帝汉、沪宁、正太、汴洛、道清五路提调及交通银行帮理，因他到处安插党羽，培植自己的势力而形成了交通系，并在扩建铁路事业的过程中迅速壮大起来。其重要人物有周自齐、叶恭绰、汪有龄、朱启钤等。
旧交通系在国内以袁隗的政治势力为庇护，在国外以撒尔、倭帝国主义为后援，掌握铁路、轮船航运、电话电报、邮政等事业的领导权，同时还控制着交通银行、金城银行、华兰汇业银行、盐业银行、正丰煤矿、中兴煤矿、北票煤矿、六河沟煤矿、龙烟铁矿、戊通航业公司等大银行、大企业。
在北域军阀统治时期显赫一时。梁士诒既被称为‘五路财神’，又担任着袁隗总统府的秘书长，被称为‘二总统’。交通系与北域军文武合璧，成为北域军阀统治的两大支柱。1916年袁隗死后，梁遭被通缉外逃，‘旧交通系’也随之失势。
如今在国会中成为一方势力的乃是新交通系，1916年秋段瑞泉执政时，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结成的‘新交通系’。曹汝霖不仅担任交通银行总理，而且在段内阁中兼任财政总长和外交总长，协助为段瑞泉经理借款，包办国债等业务。
围绕着总统的人选，北域内部各方势力曾经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实际上自从袁隗死后，北域军阀已经分裂为直奉皖三大派系，他们为了争夺北域政府的正统地位，相互之间争权夺利，犹如仇人般针锋相对。
本来三方鼎力，大家还有些收敛，但是自从奉军因为被倭国占据奉天而实力人脉大损，声势暂时弱了下去。如今奉系张作霖刚刚回到冥京城，尽管保住了自己的军队和势力却是元气大伤，短时间内没有争雄北华城的可能。现在北华城中央政府的权利争夺，实际上就是段瑞泉代表的皖系与冯国甫代表的直系之间的斗争。
原本段瑞泉想自己坐这个位置的，可是他不想被别人说成争权夺利，也不想直接面对直系的压力，所以他只是屈就了总理之职。为了打压直系，段瑞泉不肯让直系的人接任总统，所以这个职位就交给了不属于北域也没有了自己根基的黎元洪。当然按照高层的说法，黎元洪原本就是副总统，按照临时约法顺位继任大总统之职。
后来段瑞泉打算借黎元洪为挡箭牌，重新组建独裁政府。但当时国会中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争执焦点，只是围绕对于国家政制究竟依《临时约法》来制定，还是按《新约法》来组织，根本没有人提独裁政治的问题。
有袁隗的前车之鉴，外部又有赵守宏的强大压力存在，段瑞泉只能暂时顺应民意放任国会去选择，结果各政党争论的结果就是遵照孙文海之前制定的临时约法。
段瑞泉接连失算，他只能暂时蛰伏于总理的身份以待后事，同时假惺惺的宣布恢复1912年3月由南华城临时政府所颁布的《临时约法》，并恢复民国元年的官制与国会，实行责任内阁制。虽然表示拥护共和，段祺瑞却并不担心手中权力被瓜分。按照段瑞泉的想法黎元洪根基已失，除了靠向自己别无他法，然而事实上黎元洪却并不听话。
在经过了一番‘法统’问题的争执后，内阁以黎元洪的名义发布申令：“共和政体，首重民意；民意所寄，厥惟宪法；宪法之成，专待国会。我华兰民国国会，自三年一月十日停止以后，时越两载，迄未召复，以致开国五年，宪法未定，大本不立，庶政无由进行，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以协民志而固国本。宪法未定以前，仍遵用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时为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系宪法之一部，应仍有效。”于是责任内阁制的民主共和政体又在形式上建立起来了。
1916年12月1日，国会在北华城正式恢复，称为国会第二期常会。国会重新开会后，冯国甫被选举为副总统，重行审议《天坛宪草》，开始继续制宪。对于此次制宪，各方面人物都表现的异常活跃，希望更能够在后袁隗时代的国会中占得一席之地。
宽广的国会大厅仿佛变身成菜市场，终日充斥着喧闹和嘈杂。议员之间经常因为一点小事而彼此争吵，一时间很有点西大陆民主议会的氛围。但实际上，国会此时已经蜕化，成为各派军阀之间公开争权夺利的场所。
当时的国会之中有着三大派系，这三个派系虽然不是政党，却有政党一样的作用，他们分别是研究系、商榷系和新交通系。
研究系是从民国初年的进步党脱胎的一个政治派系，得名于1916年在北华城成立的‘宪法研究会’，其领袖人物是梁启超、汤化龙，其骨干分子是在1906年的君主立宪运动中曾经跟梁启超合作过的一批官僚士绅。
由于研究系始终想凭借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华兰国，所以曾经在政治上先后依附袁隗、段瑞泉军阀势力而与国大党相对立，如今虽然梁启超前往西部特区任职，核心人物只剩下了汤化龙，但声威却丝毫不减。
商榷系又称宪政商榷会，1916年袁隗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恢复了国会。原国大党议员张继、吴景濂、居正、王政廷等将几个分散的小派系合并组成商榷系，他们在制宪问题上力主以《临时约法》为宪法基础采用两院制，将‘省宪大纲’写入其中，保持西南各省势力，与投靠段瑞泉北域军阀的研究系相对抗，成为当时国会内的一大政治力量。
交通系是北域军阀统治时期，以梁士诒为首的‘旧交通系’和以曹汝霖为首的‘新交通系’等的总称，它既是一个金融财团，又是一个政治派系。1905年，梁士诒被任为帝汉、沪宁铁路总文案。后又担任邮传部帝汉、沪宁、正太、汴洛、道清五路提调及交通银行帮理，因他到处安插党羽，培植自己的势力而形成了交通系，并在扩建铁路事业的过程中迅速壮大起来。其重要人物有周自齐、叶恭绰、汪有龄、朱启钤等。
旧交通系在国内以袁隗的政治势力为庇护，在国外以撒尔、倭帝国主义为后援，掌握铁路、轮船航运、电话电报、邮政等事业的领导权，同时还控制着交通银行、金城银行、华兰汇业银行、盐业银行、正丰煤矿、中兴煤矿、北票煤矿、六河沟煤矿、龙烟铁矿、戊通航业公司等大银行、大企业。
在北域军阀统治时期显赫一时。梁士诒既被称为‘五路财神’，又担任着袁隗总统府的秘书长，被称为‘二总统’。交通系与北域军文武合璧，成为北域军阀统治的两大支柱。1916年袁隗死后，梁遭被通缉外逃，‘旧交通系’也随之失势。
如今在国会中成为一方势力的乃是新交通系，1916年秋段瑞泉执政时，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结成的‘新交通系’。曹汝霖不仅担任交通银行总理，而且在段内阁中兼任财政总长和外交总长，协助为段瑞泉经理借款，包办国债等业务。